寫在拙作《火高粱》擱筆之際
作為職業寫作者，我曾經無數次在各種場合被問及為什麼不寫一下成安，寫一下七十五年前發生在成安的那場戰事，時間久了，這種原本漫不經心的詢問就有了一點點質問的意思。對此，作為成安人，我無力抗辯，退卻和拖延不僅僅是技術上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我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還無法承擔起描寫先人被屠殺所帶來的精神壓迫。對於血腥的文字描述我向來有一種生理上的自然排斥。然而，殘忍的是，要想真正用文字記錄1937發生在成安的這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就無可避免地要反複地著筆於屠殺和戰爭。
於是，我隻能等待。再於是，我給自己毫無根據地設置了一個期限：四十，等到四十不惑的時候再認真地勾描一下這塊充盈著血性和韌性的土地吧。
在2012年這個末日流言和死亡情結橫飛的年份，我的四十歲惴惴不安地到來了，我開始了踏入寫作行業後最為艱難的一次創作曆程。我無意渲染在這次寫作中自己多麼地投入和亢奮，但我確實會整夜沉浸在1937年故鄉成安緊張、混亂、充滿血腥味道的氛圍中，那些或真實或虛幻的戰爭場麵會反複出現在我呈黑白單色的夢中。
在2011年和2012年的冬春之交，我莫名地陷入了一場來勢洶洶的抑鬱，我需要服用一種名字拗口冗長的西藥來對抗焦慮。不管承認與否，這場抑鬱的病由切實與寫作有關——每天在陳舊的黑白影像中遊曆，我脆弱的神經不堪重負，我甚至能夠感受到神經束咯咯作響地被一種叫做責任和一種叫做壓力的東西抻拽著，我那時真的想放棄，可寫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為什麼我非要讓自己在那個充滿對抗和暴力的年代做一次精神冒險？
當擱筆多日我突然發現自己已經無可選擇：我的家就在當年中日兩軍鏖戰的北城牆原址上，腳下的這塊土地上在七十五年前曾經躍動著中國軍人和抗日民團的身影，向北不遠的那片生活區就是當年日本人橫屍荒野的地方，那裏有無邊無際的高粱一直蔓延到天際。我腳下的黃土裏填充著先人的屍骨和不屈的意誌，這些撐天的白骨換來的最大意義就是讓驕橫的日本人在這個冀南小縣領略到了本該在要津重鎮才能體會到的頑強和不屈。
也許成安保衛戰的規模和影響與同期發生的淞滬戰爭、平型關大捷無可比擬，也許成安屠城與幾個月後的南京大屠殺無可比擬，但在精神層麵上成安保衛戰和這些聞名遐邇的戰事卻都在別無二致地昭示著中國人的精神和韌性。殲滅五百日軍的戰果和五千多條百姓生命的付出足以讓成安這座小城馳名。但是沒有。它被湮滅在了浩瀚的抗日文史資料中。這確實不公平，我必須讓這段記憶重新走進人們的視野，這是作家的操守，更是作家的責任和使命。
艱難的寫作曆程賦予了我很多感受，其中最強烈的一點是——中日之間的這種意誌較量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弭。
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一個日本農業訪問團突然造訪成安縣。接待日本人的是主管農業的倪姓副縣長，在日本客人心不在焉地走訪座談後，訪問團的團長突然提出要去當年的成安北城牆看一看。他在那片曾經血肉橫飛的土地上拈香跪拜——這個日本人是在祭奠他的父親，一個橫屍成安的侵華日軍。縣長憤怒了，在1937年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死在了日本人的刺刀下。先前客套的外交辭令變成了激烈的語言交鋒。最終，日本人進行了道歉。
我是一個平和的人，無意延續仇恨，更無意擴散自己的主張或者某種主義。我更在乎的是屠刀揮落的那一刻一個生命個體所承擔的恐懼與無助。另一種緣由是，我害怕有人會忘記這段曆史，害怕我們受盡屈辱的先人和曾經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奉獻過鮮血與生命的軍人們在地下為我們的冷漠和健忘寒心。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們記住一個地名——成安。
於是，在2012年的6月，我跌跌撞撞地走完了為期大半年的寫作曆程。
高粱紅了，一個男人的思想也變得成熟了。
我期待著出版之日手捧一束黃燦燦的野花連同這本書放在抗日紀念碑前，做一次心靈曆煉的完結。
沒有人會忘記你們，我頑強不屈的先人們。
忠魂不滅，魂兮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