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戎著書（2）
有的傳記作家認為，這段心理描述勾畫出了丘吉爾的完整形象，他在23歲寫作《薩夫洛拉》時是這樣，他在半個世紀之後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時也是這樣。
如果說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丘吉爾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那麼在書中的幾個次要人物身上，則反映出與年輕的丘吉爾生活經曆的緊密聯係。
書中有一位名叫貝蒂妮的老保姆，“她從薩夫洛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細心照料著他，一直未曾間斷過”。這與當年艾夫勒思特太太照料小丘吉爾的情況何其相似！
還有一位名叫狄羅的中尉，他渴望參加戰鬥以贏得勳章，愛好打馬球，忠於自己的信念。人們認為這個人物是處於早年軍隊生涯的丘吉爾的化身。薩夫洛拉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品格與才能，不僅反映出丘吉爾本人對理想化的追求與向往，也是與他對父親的回憶分不開的。
而書中有一處情節，敘述了英國政府在接到勞拉尼亞政府義正詞嚴的照會之後，派遣“侵略者”號軍艦去進攻這個國家。“侵略者”號這個軍艦名稱顯然有著強烈的象征意義。英國的禦用評論家們曾為這個艦名而感到難堪，他們杜撰說，在丘吉爾寫這部小說時，“侵略者”一詞可能還沒有現在那種令人反感的含意。
評論界對於《薩夫洛拉》的評價基本上是肯定的，當然也不乏一些批評。《學院》雜誌認為這本書是“一部令人愜意的和振奮的作品”；《曼徹斯特衛報》認為該書“充滿生氣和活力”；《展望》雜誌評論道，該書至少是“有趣的，給人們的閑暇時間增添了色彩”；《星期六評論》認為：“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實的，而他刻畫的人物則是抽象的”；《泰晤士報》評論說：“在薩夫洛拉身上體現出來好的方麵，本質上都是與戰地通訊相關的”。
曆史學家和傳記作家們則從自己的角度來認識這本書的獨特價值，認為它對於理解青年丘吉爾的內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發表對戰爭的獨特見解
盡管丘吉爾已在極短的時間內接連出了兩本書，但他仍然有著一種緊迫感。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這是一個上進的年代，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推進之。”
1898年夏天，丘吉爾又獲得例行休假，便立即趕回倫敦，請求母親設法幫他盡快調往英軍駐埃及的部隊，參加對蘇丹的戰爭。而且，他已經預先雇好了仆役，收拾好了行裝。
他的請求遭到了英軍駐埃及部隊司令基奇拿將軍的拒絕。但丘吉爾是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人。他直接求助於英國首相索爾茲珀尼勳爵，首相則請英國駐埃及總領事克萊默勳爵幫忙。由於基奇拿要依靠克萊默勳爵的密切配合，同時他需要將第二十一輕騎兵團作緊急調動，於是同意給丘吉爾以新的任命。
8月初，丘吉爾乘船沿尼羅河上溯，去新的騎兵團報到。臨行前，他同新結交的朋友、保守黨《晨郵報》老板的兒子奧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欄報道15英鎊的稿酬，給該報撰寫蘇丹戰爭的戰地通訊。
丘吉爾加入第二十一輕騎兵團後，隨部隊向南推進，在沙漠裏長途跋涉，一天得走30公裏左右。許多士兵在酷暑中病倒。
丘吉爾身體狀況較好，在艱苦條件下仍能挺住。甚至有一次因為追趕部隊時天黑迷了路，他被困在茫茫的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也沒有倒下。但他擔心的是在戰鬥中受傷，在給母親的信中，他請求道：“一旦我負了重傷，您最好出麵，設法把我弄回去。”
不久，恩特曼戰役打響了，丘吉爾隨部隊挺進。9月2日清晨，丘吉爾在執行巡邏任務時，第一個發現大約有4萬名托缽僧正準備向英軍發起襲擊。
經過激烈交戰後，他所在的團隊順利撤離了戰場。此後，第二十一輕騎兵團作為後備隊，從側翼迂回衝向敵人，陷入了蘇丹軍隊設下的埋伏。第二十一輕騎兵團衝進潰敗敵人的陣地，展開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戰。隊伍被衝散了，人員不見蹤影。
丘吉爾後來寫道：“我策馬跑了一程，與敵人遭遇時就用手槍瞄準麵部射擊，打倒了幾個，其中有三個肯定是死了，有兩個是否打死還無把握，有一個就更說不準了。”
1898年9月的決戰，蘇丹軍隊在恩特曼戰役中被擊潰，獲勝的英軍幾次橫掃戰場，把托缽僧傷兵全部打死。
丘吉爾把這種慘狀比作“十字軍東征”時的大屠殺，他對英軍的殘忍和基奇拿的縱容極為氣憤，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基奇拿可以作為一個將軍，但他永遠不是一位紳士。”
在這次戰爭中，丘吉爾給《晨郵報》寫了不少稿件並陸續發表。戰爭結束後，他決定再次寫書出版。
丘吉爾已經在這方麵嚐到了甜頭，僅在一個月裏從蘇丹發給《晨郵報》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鎊的稿酬，遠遠高於他的125英鎊的中尉薪餉。而且錢還是次要的；新聞報道和出版著作已為他贏得了越來越響亮的名聲，可以成為他在政治上進取的有力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