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弗蘭克·卡本特在白宮創作《〈獨立宣言〉的簽署》時受到了格蘭特的有益影響。原來，那段時期弗蘭克非常焦躁，他突然想起了格蘭特，就問一名工作人員：“你了解格蘭特將軍嗎?他最大的特征是什麼?”那個工作人員想了想，回答道：“格蘭特將軍有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和強大意誌力，一旦確定了目標，就會集中全部力量勇往直前，直至達到目標。”
林肯在年輕的時候就立誌做一個有大眾影響的人，為此，他積極汲取知識。為了練習演講，他每天要徒步走上七、八裏路去一個辯論俱樂部，林肯戲稱這種訓練為“實踐辯論術”。
為了學習英語語法，林肯向校長蒙特·格雷厄姆征求意見。
格雷厄姆校長說：“要想學習語法，隻有去一個學習班，可這個學習班距離這兒至少有6英裏。”
林肯顧不得再聽格雷厄姆校長說些什麼，馬上辭別了校長，徑直朝那個學習班趕去。很快他借來了幾本科克漢姆語法書。從此林肯專心致誌投入到學習語法中，他把所有的休息時間都用上了。他還叫上格瑞尼幫他“學習”，格瑞尼拿著書，林肯照章背誦。在遇到理解不了的地方，林肯就會找格雷厄姆校長解釋。
林肯高度的學習熱情感動了很多人，格瑞尼無償借書，格雷厄姆校長義務幫忙，就連村裏的木匠也時常給林肯一些刨花，每天晚上，林肯就用木匠師傅送的刨花點火照明學習，很快林肯就掌握了全部語法，並能熟練應用。
林肯就是以這種態度學習他認為該掌握的“科學的東西”，在學習的過程中，林肯還認識到隻要做到全力以赴，沒有完成不了的事。
小時候的丹尼爾·韋伯斯特同別的孩子一樣平凡普通，人們也並未多關注他。在進入新漢普郡的埃克塞特學院學習沒幾天，丹尼爾就哭著回來了。一個鄰居問他為什麼哭，丹尼爾說他對未來失去了信心，在他向全班申述了自己的偉大夢想後，遭到了全班同學的恥笑：“一個成績最差的劣等生的白日夢。”韋伯斯特傷心極了，他決定棄學回家。這個鄰居聽後說：“韋伯斯特，做人不能沒有意誌力，更不要隨意放棄，如果你現在放棄了學業，我敢保證你要後悔一輩子。聽我的話，丹尼爾，回到學校去，努力學習。”韋伯斯特想了想，重新回到了學校。
不久以後，丹尼爾的成績開始直線上升，很快名列前茅，並且一直保持了下去。生活中許許多多的人之所以經常遭受著失敗的打擊，其中主要原因在於他們走得不夠遠，也就是說他們還沒有完全掌握應該掌握的東西，就急於嚐試，所以遭受失敗是完全正常的事。
美國國家專利局裏經常堆滿了一些馬上要成功的發明產品，隻需要發明者再稍稍努一下力，情形就會大為改革，結果也會截然不同，但差就差在那一點點上。
23.創造性天才
愛迪生
偉大的天才人物並不是全部為世界所欣賞，這是因為他們那些令人驚歎、喜愛的作品，並不是憑借於技巧和學識，而是由於他們的天賦才情而創作出來的。在這些偉大的天才人物身上似乎有些偉大的品質，這些東西的美是法國人稱之為文人才子的所有品格和修飾的美所遠遠不能比擬的，他們靠這些東西表現出一種天才，而這種天才是在交際、思考和閱讀最高雅的作品的過程中培育成的。那些偉大的天才可以在涉獵高尚藝術和科學中捕捉信息，進而陷於模仿的境地。
在人類的曆史中，許多偉大的天才人物，在其成功的道路上從未受過藝術規律的限製和束縛。在荷馬的作品中，想像的奔放是維吉爾力所不及的，而在《舊約全書》中我們看到，有些章節又比荷馬作品中的任何章節都更為莊嚴和崇高。在認為古代人是更偉大和更富於魅力的天才的同時，我們必須承認，他們中間最偉大的人物可以說遠遠不能超過現代人的精細與恰切。在他們的暗喻或明喻的創作中，隻要某種相似性的存在與否而對比喻的合宜不加考慮。例如，所羅門把他愛人的鼻子比做麵朝大馬士革的黎巴嫩塔樓，就像夜間盜賊進宅。在《新約全書》中也有類似的比喻。古人描寫中個別的過失，為那些庸才俗子的譏諷嘲笑敞開了廣闊的言路。荷馬用麥田中一頭被全村孩子痛打而無法移動一步的驢子，來比喻他的一位被敵人包圍的英雄。而把另一位在床上翻來滾去並且怒不可遏的英雄，比做一塊在煤火上烘烤的鮮肉。他們根本體味不到描寫偉大作品的崇高美，隻知道嘲笑作品中的某種不合禮儀。
當代的波斯皇帝遵奉東方人的這種思維方式，在許許多多自命不凡的頭銜之中，選取了光輝的太陽和快樂的樹種。簡單地說，要放棄那種對古人創作中微小瑕疵的探究。特別是熱帶的那些古人，他們的想像最熱烈也最生動，因此我們必須以一絲不苟的精雕細刻的創作精神來彌補我們氣魄和力量的不足。我們的同胞莎士比亞就是這種第一流偉大天才的卓越典範。
24.人的藝術型和思維型
巴甫洛夫
通過對各種不同的神經官能症患者的分析，我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歇斯底裏和精神衰弱是人所特有的兩種神經官能症，並且與人的兩種高級神經活動類型有微妙的聯係。人的兩種高級神經活動類型，一種是藝術型，是與動物相類似和接近的一種類型，因為動物也是僅以直接感受器來感知那表現為印象的全部外在世界的；另一種類型乃是思維型，它是以第二信號係統工作的。因此，人腦是由動物的大腦和表現為詞的人的大腦部分所組成的。第二信號係統是從人類起才開始占有優勢的。可以設想，在某些不利的條件之下，在神經係統衰弱的情形之下，如果能重新進行大腦的種族分析的話，那麼有的人就可能主要是運用第一信號係統，有的人可能主要是運用第二信號係統。這就把人的本性分為兩種，一種是藝術的，一種是純理智的、抽象的。
在各種不同的，如果不利條件之下這種分歧達到極大的程度時，那時人類高級神經活動的這種複雜性就發生病態表現，可以說，就成為誇張藝術家和誇張思想家（病理學）。在我看來，前者相當於歇斯底裏病人，後者相當於精神衰弱患者。我曾經在神經病院見過許多神經官能症患者。如果就這些病人的無生活能力和不活動情形而言，有種種事實可以證明，精神衰弱患者在生活上必定較歇斯底裏患者更加無能為力。許多歇斯底裏病人都會變成生活上的“大活動家”（就連那位創立某種特別宗教的美國女子，她雖然是個典型的歇斯底裏病人，但她也賺得了百萬橫財和聲譽）。相反，就生活而言，那些隻運用詞的精神衰弱患者大部分是完全孤立無助的，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適合。當然，有些歇斯底裏病人在生活方麵也達到了極度的混亂，他們同樣不能給自己找到生活位置，結果成為他自己和別人的一種負擔。
我曾經給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動物患神經官能症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很顯然，在動物中間，精神衰弱患者是不可能有的，因為它們沒有第二信號係統。歸根到底，第二信號係統都是由人的一切複雜關係轉變的，我們已形成了詞的、抽象的思維。第二信號係統是生活關係上最早的和最經常的調節器。動物沒有這個調節器。動物的第一信號係統決定著它們的一切，直到最高峰的高級神經活動。人的第二信號係統，按照兩條軌道分別作用於第一信號係統和皮質下部。其一，第二信號係統是以它的非常發展的、而為皮質下部所缺乏的、或者差不多缺乏的抑製（應想到在第一信號係統內，這種抑製是較不發達的）來發生作用；其二，第二信號係統是以它的積極活動——誘導規律——發生著作用。既然我們的活動都被集中到詞的部分內，即第二信號係統內，那麼第二信號係統的誘導作用就必定要作用於第一信號係統和皮質下部。
這樣類似的作用不可能出現在身上。不過這樣的關係或許可以表現為這種形式，即抑製過程在第一信號係統內（動物的第一信號係統是在皮質下部上麵）是很微弱的。如果這種關係存在，即動物的第一信號係統也是這種皮質下部的調節器的話，就能夠形成實際上類似於歇斯底裏病人情況的關係，而且如果在動物的第一信號係統內抑製過程是很微弱的話，皮質下部就會發生一種不適合於外來刺激物作用條件的騷擾。可見，動物也許有某種類似於歇斯底裏病人的東西。所有的論述即可表明，我們人有第二信號係統於皮質下部的壓力。實質雖然是相同的，不過在前一種場合，其抑製來源是雙重的（一部分淵源於積極係統，另一部分淵源於主動的活動），而後一種場合的來源卻是惟一的。
我之所以產生這種想法，主要源於柯爾土什莊中一隻名叫“威爾尼”的狗身上。這是一條真正狂躁的不可抑製型的狗。它隻允許主人接近，其他人休想碰到它的皮毛。它的食物反射是狂暴的。在它的身上，我們已經很長時間看不到多少還勉強過得去的條件反射係統了。這很類似瑪·卡（蘇聯學者）的那隻閹割了的狗的情形。不管刺激物的強度怎樣，也不管分化完全與否，總常常出現超反常現象。在條件刺激物發生孤立作用的時期內，其反射過程是頗令人感興趣的：在開始的五秒鍾，它分泌出大量的條件唾液來，而在後五秒鍾則完全沒有這種條件唾液（即等於零）。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斷言，這是歇斯底裏病者，它那調節著神經係統和皮質下部能量的第一信號係統是完全無能為力的。在這裏，在信號係統作用與皮質下部的情緒基調之間缺乏適應性。這完全可以證明，當我們用溴素加強了第一信號係統內的抑製時，那時它的秩序就會建立起來了。如果用藥達到大劑量時，即為６克，我們還可以大大地調整這種混亂狀態。
因此，在現實當中，很可能會把“威爾尼”認為是歇斯底裏病患者而忽視它，認為第一信號係統對於上皮質下部情緒基調並沒有多少顯著重要的調節作用。
25.權力的罪惡
池田大作
就我個人來看，權力的罪惡問題是在人類努力追求和平和幸福的奮鬥中，最不易也最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之一。因為形成權力罪惡的根源，就是包含在人類生命中與善性對立的惡性。深究權力帶來的罪惡，當然要涉及社會體製問題，然而追溯到底，必然追究到人性本身，追究到生命本源的理解問題。
我呼籲，權力的擁有者應坦誠麵對這種罪惡，並堅定信心與之奮鬥到底。同時有一點也很重要，要把權力用於為他人謀幸福，要努力開發自己的聰明才智。不要把權力看成是聚斂財富的法寶，要時時考慮為最痛苦的人服務，這不正是關鍵所在嗎？
權力在某種意義上的確與民眾有些對立，因此，抑製權力也是很重要的。而另一方麵，也有必要使民眾確立絕對不受權力左右的自尊，同時還要變革權力持有者的內心。換句話說就是為了克服權力的魔性或者人的醜惡性，就要不斷地挑戰自我。
曆史所顯示的其實是一個罪惡循環往複的車輪。打倒一個罪惡的體製，新的體製又會暴露出新的罪惡。新的體製要想終止產生新罪惡的惡性循環，就隻有在體製所擁有的權力之上裝上有積極意義的車輪；而且必須在掌權者的內心，進而在所有人的內心，裝上抑製權力的車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