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純和天寶的小說創作也有輕靈的特點。在他們的筆下，“‘平常心’取代了‘英雄氣’，卻又不曾陷入到種種人間俗務的困惑之中，經常有一種對世俗生活的淡漠與超然，似乎在紅塵之中，卻又超乎紅塵之上，‘執’與‘不執’之間，平平靜靜地訴說著沒多少故事性、衝突性的軍營風景。”陶純的《坐到天亮》（《人民文學》1993年第4期）講了團參謀趙子清的一些生活瑣事。製式化的機關事務，與李軍長女兒李雲茹之間朦朦朧朧的情感糾葛、婚姻上的小小插曲，都通過作者敘述方式和語言的巧妙鋪排，變成了細波微瀾。小說是一個沒有故事的故事，作者似乎不在意故事，而重在傳達一種淡然和輕逸的情緒與氛圍。《營地之光》（《解放軍文藝》1998年第11期）則更像一篇優美的懷舊散文，以“我”的回憶為線索，寫了童年的“我”隨當兵的父親住在牛頭山營盤時的所見所聞，小說寫得波瀾不興，清新含蓄，樸拙睿智，幾乎沒有一個貫穿全篇的故事，籠罩全篇的是一種淡淡的感傷和對往昔美好生活的懷戀，稱得上是一篇相當不錯的散文化小說。天寶的小說與陶純的小說比起來更擅長於調侃和不動聲色的嘲諷。《記住湯米》（《解放軍文藝》1992年第7期）中的湯米利用，自己的小智慧樂於助人，時時為戰友排憂解難，作者近乎漫畫的筆法將人物點染得輕鬆詼諧；《副連級浪漫》（《解放軍文藝》1993年第2期）中年輕軍官楊紀元、蘇格蘭、宋疆們的樂此不疲的談婚論嫁等瑣細的軍營生活碎片都在天寶機智、幽默的語言編織下，漸漸整合成了極具生活底蘊的軍營“浮世繪”。
石鍾山最擅長的是在平淡中寫出韻致，於無心處蘊藏精巧。他善於從一件最不惹眼的小事、一個平凡的場景、一種普通的現象之中捕捉和提煉出一種“兵們”的情愫、心緒和機趣，用淡淡的而又富於韻味的語言渲染出一種氛圍，不露痕跡地結成一個“扣子”，到小說結束處再一下子抖動開，使讀者悵然若有所思、若有所動、若有所失。《大風口》（《十月》1990年第2期）細膩地寫出了一個由點長、老兵、新兵三個人組成的邊防巡邏站的日常生活。一次突發事件使得故事波瀾頓生：在一次例行巡邏中老兵被“煙泡”奪去性命。而這個意外事件又昭雪了一件冤案——10年前被“煙泡”吹人大風口而犧牲了的戰士長貴卻一直被認為是叛逃敵國，其父母也因此而活活氣死。我們在欷歔慨歎的同時不能不對我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做出反思。另外，他的《父母大人》（《湖南文學》1997年第6期）、《父親進城》（《小說月報》1998年第4期）等父親係列中篇以父親——一個戎馬一生的老軍人為主要臨摹對象，回首曆史，重現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據此所改編的電視連續劇曾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閻欣寧的《座子》（《昆侖》1992年第2期）通過一名退伍軍人對往昔軍營生活的回憶，表達了作家對於人性的深沉思考與追問，第一人稱的運用更加深了這種反思的深度。另一個中篇《第一列兵》（《解放軍文藝》1993年第1期）則別開生麵地表現了部隊的改革開放，一名被稱為“刑頭”（本名刑漢）的勤雜工竟用電腦做《中國士兵錄》的輸人工作，企圖把民國以來的士兵凡見諸書籍史料的都收進去，從這一點切入軍隊的改革現實，展開了軍隊廣闊的生活麵。李良的《“臭彈事件”始末》（《昆侖》1994年第3期）通過一次事件之後領導部門之間的相互推諉和宣傳部門的巧妙遮掩，深刻地揭示了部隊工作中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對現實問題做了大膽而深刻的思考。
三、閻連科、陳懷國與“農家軍歌”
進入90年代，以閻連科、陳懷國為骨幹的一部分農家子弟，以他們敏感的筆觸，從當代農民“逃離土地”的人生選擇中，在社會結構的鬆動和社會利益調整的時代大背景下，抓住了“農民軍人”這個“典型人物”來進行深入剖析，從中考察和吟唱出了在現代化進程中艱難跋涉的“農家軍歌”，使“農民軍人”這一主題經由80年代初期李存葆式的“仰視觀照”到80年代中期莫言式的“俯視觀照”之後，進入到了90年代的“平視觀照”，開發了與時代同步的新的思考層麵和表現空間，實現了此一主題的深化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