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農民軍人”主題在90年代的豁然展開和劉震雲的小說《新兵連》密切相關。作為“新寫實”小說的開山之作，它較早地體現了“視點下沉”、“正視惡”、“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等一些“新寫實”的基本美學特征。而這種種特征，給“農民軍人”主題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這種題材取向直接影響了陳懷國的《毛雪》（《人民文學》1990年第3期）。《毛雪》主人公“我”這個農家子弟在參軍體檢過程中的掙紮與苦鬥，既是驚人心魄的，也是具有普遍性質的。正如作者在另一部作品中所說：“好多人家熬紅了眼睛，盼著把兒子送到部隊去吃皇糧長出息，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眼窩淺的，隻指望孩子到隊伍上去吃幾年飽飯，用皇糧催催那還未長成的身子。眼光遠些的……盼望孩子跑跑遠門，見見世麵，混出點名堂來，好讓子孫們從此斷了吃泥巴飯的命。”——這就是時至今日，中國最廣大的貧困地區農家子弟們最真實淳樸的入伍動機。明乎此，也就不難理解他們是帶著怎樣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的現實重負與曆史局限走出土地，走向軍營，走向現代化的，而他們企望以此來“逃離土地”的夢想又多半是要落空的。這固然有曆史根性的製約，也有物質貧困所造成的文化匱乏的現實條件的束縛。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陳懷國恰恰把他那一群來自鄂西山區的農村“老粗”們置放在核基地之中——一方麵是剛剛從土地和曆史深處走出來的人群，一方麵是最先進最尖端的現代化科學研究，這種遙遠如天上星辰的反差已經決定了這群人難以進入這種事業的“腹地”，而隻能在偏僻的“邊緣”幹一些諸如守場、燒磚、最好也不過是開車之類的工作。這樣，他們黯淡的軍旅生涯的結局就已經是先定的和不可避免的了。因此，《無岸的海》（《解放軍文藝》1991年第1期）就成了一個多層象征。一是它象征了核基地戈壁大漠的茫無際涯；二是它象征農家子弟難以達到理想終點的軍旅人生；三是具有更廣闊的涵蓋麵及深刻的象征，即象征了當代中國農民軍人在漫長的現代化進程中的艱難跋涉和痛苦尋覓。而相當多的人在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內將難以找到他們的“錨地”和“彼岸”。他們別無選擇，隻好回頭是“岸”——重新回到土地。
問題是回到土地以後的結局繼續讓人沮喪，《農家軍歌》（《昆侖》1990年第4期）中的二哥、大哥相繼退伍還鄉，收獲是“都從部隊帶回些習慣。二哥愛把那被疊得有棱有角。大哥鄉音土語少了一些，的、地、得咬字清晰”，並“乘著還穿著軍裝先拾掇了個女人”，再則因了複員軍人與黨員的身份當上了生產隊會計，但最終又因為男女關係和經濟問題自己把自己打倒了。一身軍裝的替換，幾年軍旅的曆練，不僅沒能把他們的肉體從土地上剝離出來，也沒能將他們的靈魂從土地中超度多少。假設大哥們一旦在部隊提了幹掌了權，他們又將如何導演他們的人生活劇呢？
閻連科筆下的農民軍人恰恰從這裏開始起步。如果說，從《毛雪》中的“我”開始，離開土地走向軍營，經由在“無岸的海”一般的軍旅歲月中的肉體並靈魂的掙紮與奮鬥，最終又回到了土地，匍匐在土地，陳懷國的“農家軍歌”側重唱出了一群農家子弟的肉體“逃離土地”的失敗與悲哀的話，那麼，閻連科的“農家軍歌”集中詠歎的則是他們的精神“逃離土地”的失敗與迷茫。
閻連科筆下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和自己經曆相仿佛的農民中的人尖子，不僅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狡獪提了幹，而且一般都已當上了基層主官：連長或指導員。他們的目標是再往上“爬半職”，當個營官，解決家屬隨軍，徹底地“逃離土地”——“能讓老婆孩子進廁所用上衛生紙也就對得起這一世人生了。”（《夏日落》，《黃河》1992年第6期）祁連長最大膽的一次想像就是站在閱兵台上觸景生情想像自己當上了團長——“那個時刻何等燦爛，何等輝煌，妻子為自己榮升團長而不知如何是好；孩子上學，興許可以用小車接送；父母為兒子是一位團長，到鎮裏趕集時，鎮長一定要拉到家中吃飯，到了縣城，縣長也要問一聲，家裏有什麼困難……”（《和平雪》，《花城》1992年第4期）在閻連科看來，這已經有點想得太離譜了。實際上，從連隊到營的半級對他們來說也總是高不可攀，似乎唾手可得而又遙不可及。這就是閻連科精心為他的主人公們設計的一道“坎”，這是兩個階層之間的一個銜接點，連長指導員們因它的誘惑和刺激而拚搏而跳躍，企圖一舉躍過“龍門”，而現實又常常使他們铩羽而歸。在這個痛苦支撐的漫長過程中，土地的濃重陰影不僅壓抑著他們的一言一行，更籠罩著他們的心靈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