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態環境下，祁連長和楊指導員是一對“爬坎”的好搭檔，為了爭任務，評先進，各自調半級，他們絞盡腦汁上躥下跳，送禮、遊說、拉老鄉、封官、許願、搞平衡，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配合得天衣無縫，指揮得遊刃有餘，農民的智慧與狡詐表現得淋漓盡致（《和平雪》）。與此形成反照的是，在非常態環境下，在一個戰士盜槍自殺的突發災難降臨之際，趙連長和高指導員就成了一對“爬坎”的“敵人”，昔日生死與共的戰友瞬間反目成仇，相互推諉，栽贓乃至陷害，或者下跪求情，或者金錢收買，以惡對惡，以毒攻毒，雖然最後仍是良心發現，義氣為重，但其間自私到極點的種種無賴行徑也足夠讓人觸目驚心，毛骨悚然（《夏日落》）。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他的主人公們都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辯護的理由，這就是一種“農民邏輯”——炊事班長給連長下跪為的是轉誌願兵，轉了誌願兵就可以吃商品糧，可以找到老婆，而他兄弟8個中6個打光棍；連長給團長下跪時說的是：你不是農民不知道農民心裏想些啥，我做夢都想把老婆孩子戶口弄出來……
我們看到，閻連科一方麵對於連長指導員出於土地的壓力而做出的全部努力給予情感上的同情、理解、寬容和鼓勵；而另一方麵，來自土地的“引力”—來自深厚鄉土中所孕育了數千年的善良、正義、親情等等民族美德的引力，又迫使他不得不在道德上一次一次地回歸土地，《中土還鄉》和《尋找土地》從題目到內容都明白無誤地指示了這種傾向。中士旗旗為了同情一個“手骨關節粗大”像父親一樣的老農民，在關鍵時候放走了一個“賊”，同時也放走了立功入黨提幹——“逃離土地”夢想成真的寶貴機會，但溝口村父子的窘境和戰友們無言的譴責又使他不得不皈依農民式的善良的道德規範。個人利益和集體（農民）道德的衝突，就造成了中士最終無功而返（鄉）的悲劇。作品中中土的矛盾，其實是作家自身的矛盾。對傳統道德倫理觀的反叛與認同，就構成了閻連科農民軍人主題全部創作的最大悖論。
客觀地說，閻連科、陳懷國們的出現與努力，給“農民軍人”這一主題帶來了新的變化與氣象。農民軍人形象經過80年代李存葆們的熱情澎湃的“英雄化”與莫言們心理失落的“非英雄化”的兩極描寫之後，至此開始心平氣和地接近了一個真實的自我狀態，開始貼近了當今中國農民軍人的生存環境、生命意識和生存景況，並且反映出了他們在此間複雜的變化過程。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有意無意地把關注的目光瞄準了農民軍人與鄉土中國這一主要症結，既注意到了前者對後者的反叛，更注意到了後者對前者的製約，就在這雙向逆反關係所構成的張力場中，展開他們的藝術世界。他們的“農家軍歌”從表層考察看，詠歎的是當今大陸中國一代農村青年走出土地的人生道路的艱難，但從深層觀測就不難發現，它通過對農家子弟進入現代軍營的坎坷際遇的抒寫，已然昭示了他們最終進入現代文明的艱難。——“農家軍歌”就是這兩種艱難行進中的“二重奏”。這個“二重奏”給當前的軍旅文學創作提出了一個十分嚴峻的挑戰，即如何塑造與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當代中國軍人形象，和如何重鑄與軍人品格相一致的當代中國軍人的民族魂，並以此給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一個精神的參照或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