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概述
一、軍旅詩溯源
新中國軍旅詩歌是新中國詩歌的組成部分。它是以戰爭、軍旅生活和軍人情感作為主要表現對象的一種特殊題材的詩歌樣式。它在審美內容上的別具一格也帶來了它在審美風格上區別於非軍旅詩的某些特質。雖然人們在新時期軍旅文學運動自成一格局以後才將軍旅詩從當代新詩中劃分出來加以特別的規範和觀照，但它作為一種獨異題材的詩歌類別，卻是由來已久、源遠流長的。從《詩經》（如《秦風.無衣》、《出車》、《破斧》等）、《楚辭》（如《國殤》等）、兩漢樂府（如《十五從軍行》、《戰城南》等），一直到唐（邊塞）詩、宋（抗戰）詞等等，或寫戰亂之苦，或言報國之誌，或抒殺敵豪情，或唱猛士大風，它沉鬱頓挫，豪邁蒼涼，慷慨多氣，壯懷激烈，無不閃爍著人道的光輝，震響著英雄的呼喊。作為一個遙遠宏大的背景或積澱，古代軍旅詩歌豐富的精神和藝術上的寶貴遺產，毫無疑問都或多或少地浸淫和滋養了當代軍旅詩歌的孕育和成長。
當然，在切近地意義上說，當代軍旅詩首先是現代軍旅詩的合理延伸與發展。比如早期紅軍的歌謠；抗日戰爭時期艾青、田間、柯仲平等人“炸彈和旗幟”般的“鼓點式”的短章短句；解放戰爭時期畢革飛的快板詩，張誌民、李季、阮章競等民歌體的敘事詩等等，都是現代軍旅詩的萌芽或代表之作。但是由於戰爭環境的動蕩，由於軍隊整體文化素質的低下，由於服務於戰爭、服務於政治、服務於工農兵的文藝觀念的要求，以及諸如此類種種因素的製約，所以，從嚴格的詩學角度看，現代軍旅詩的發育還是不夠成熟和完備的，至少它在現代新詩的整體格局中沒有取得獨立的地位和太多驕人的成就。指出這一點並不能否定它在當代的連續性，甚至恰恰相反，它不僅在運用新詩的形式表現戰爭和軍人等方麵為當代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與教訓，更在處理藝術與政治（戰爭）的關係等方麵，為當代軍旅詩的發展路線作了一個潛在的規定和導引，共和國成立以後軍旅詩最初的繁榮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二、“戰歌”與“頌歌”
中國當代軍旅詩歌的迅速崛起與兩個幾乎同時崛起的詩群是密不可分的。當時，這兩個詩群一南一北遙相唱和，就像兩個璀璨的星座，一下子就燃亮了新中國詩歌的星空。同時，這兩個詩群一婉約一激昂，又像兩把不同的琵琶，分別彈奏著“戰歌”和“頌歌”，非常巧合地為此後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當代新詩的整體格局作出了一次暗示和概括。所謂“戰歌”就是來自抗美援朝戰場上一群青年軍旅詩人的帶著炮彈的呼嘯和燃燒的空氣的戰鬥呐喊。這一批詩人首先是戰士，他們都是從戰場走上詩壇的，未央、張永枚、柯原、胡昭等基本上都是以反映朝鮮戰爭題材的詩從而在50年代一舉成名的。他們當時從舊中國走向新中國的鬥爭經曆，年輕而高漲的革命激情，都使他們毫不猶豫地把詩當成戰鬥的旗幟和武器，從觀念、內容到形式，基本上承襲了現代的戰時軍旅詩的傳統，多為簡明上口的鼓點般的短章，及時抒發了廣大農村戰士樸實熾烈的愛國熱情。這批詩作的被廣泛傳唱，與其說是藝術上的成功，還不如說是感情宣泄和政治鼓動巧妙結合的勝利。這一個詩群帶有明顯的過渡色彩，既是戰爭軍旅詩向和平軍旅詩的過渡，也是軍旅詩從一種比較單一的農民文化背景和審美觀念向著更加豐富開放的文化背景和審美觀念的過渡。
所謂“頌歌”，則是發自遙遠的西南邊陲，它的歌手是一批差不多與前者同時崛起的以公劉、白樺為代表的青年軍旅詩人。在公劉、自樺們的筆下，戰爭題材雖然仍舊占有一定比重，但更新鮮、更動人、更有魅力的旋律卻是對和平的歌唱。也許不能說他們的詩學觀念比前者有多麼顯而易見的區別或進步，但熱帶雨林的奇異風光、邊疆民族的獨特風情和美麗傳說，以及開始脫離殘酷的戰爭環境以後獲得的相對寧靜與寬鬆的學習條件，等等，都使他們較之於前者，在發現自己的抒情個性方麵，在探索詩歌的藝術規律方麵，擁有了更多的得天獨厚的機遇和幸運。共同而特定地域的生活內容、自然景觀和民間文化，使得他們有意無意地趨同一種新的詩美品格的追求。他們用豪邁、熱烈、奇麗、清新的詩風，將戰士心靈的揭示和邊民情感的表現相融合，將民族風情與時代風雲相交會，為50年代初期的中國詩壇吹奏起了一支又一支動聽而優美的葉笛。由於政治和生活環境變遷的種種原因，他們雖然最終沒有成為一個詩歌流派，但卻毫無疑問地將現代軍旅詩歌的藝術水準作了一次推進和提升，不僅開啟了當代軍旅詩歌發展的重要方向（頌歌），而且還啟示性地提供了某一種抒情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