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概述
一、溯源與界定
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也是一個散文的國度，從先秦諸子、《尚書》、《戰國策》到漢賦，到唐宋八大家，其中軍旅（或戰爭）篇什也是洋洋大觀。具體來說，從司馬遷的《史記.項羽本紀》到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李華的《吊古戰場文》、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等等，名篇佳構不勝枚舉。但到明清以降，文風隨世風遷移，怡性娛情的小品文逞一時之盛，那種取材於戰爭的氣勢磅礴的黃鍾大呂之音反倒日漸稀少，沉雄闊大的散文一脈式微若遊絲。新文學運動的前20年，散文成績斐然，大家傑作迭出——有儒雅閑適的周作人式的小品，也有妙趣橫生的林語堂式的議論；有絲絲人扣的胡適式的說理，也有匕首投槍般的魯迅式的雜文；有意境俱佳的朱自清式的美文，也有言近旨遠的許地山式的寓言；有鬱達夫、徐誌摩宣泄無遺的抒情，也有夏丐尊、豐子愷精簡傳神的記述……然而，銅琶鐵板唱大江東去的“軍旅散文”卻依然少見，如果硬要按圖索驥，茅盾先生的《白楊禮讚》之類大概可以歸入其中。
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如何界定“軍旅散文”？這個問題恐怕隻有作寬泛的理解才易解決。這“寬泛”包括兩個層麵的意思，一是就內容而言，它必須在“戰爭和軍旅人生（生活）”之外再加上軍人（軍旅）“情感”二字，否則作過於狹隘的規定，新時期以後的“軍旅散文”就難以成立——譬如90年代軍旅散文的代表人物周濤，其作品幾乎就沒有或極少正麵描寫軍人或軍人生活。二是就形式而言，它應該取大散文的概念，即包括通訊、紀實一類文字，否則僅僅是指某種“藝術散文”（姑且借用這一概念），“前17年”的軍旅散文大概就隻剩下劉白羽等人的少許篇什而根本形不成陣勢丁。準此，我們就可以在以上共識的前提下，對當代軍旅散文的發展脈絡做一番梳理了。
二、遲開的花朵
我們對軍旅散文的基本判斷是：遲開的花朵。所謂“遲”，是一個時間維度的概念，大體說的是50年中的後10年即90年代，軍旅散文之花才姍姍來遲，嫋嫋綻開，而在此前的40年中，或者發育不良，呈現普遍萎縮狀態；或者一花獨放，難成遍地風流之勢。何以遲開？確實是一個大問題，原因也是多方麵的，限於篇幅，在此擇其要端，隻試舉兩條略加闡釋。其一，是時代要求和文體的對位關係。大凡改朝換代（如新中國成立之初）或革故鼎新（如新時期）之際，其風雲際會，情感跌宕，或歌頌之，或批判之，社會最需要的是曆史的“宏大敘事”，是高歌猛進或長歌當哭。前者如50年代的《紅日》等頌歌小說，80年代的《傷痕》等控訴小說；後者如60年代的《放聲歌唱》和80年代的詩歌《小草在歌唱》等等。也即是說，此一時代的首選文體是小說和詩歌，論敘事之繁複和抒情之痛快，散文都有所不及。在這種時代，散文充其量隻能敲敲邊鼓，扮演憶舊懷人的邊緣角色，而把叱吒風雲的舞台中心讓給小說和詩歌。此乃特定時代對文體的選擇之故，並非散文或軍旅散文之過也。
其二，是作家心態和文體的對應關係。先哲有雲：散文就是思想的散步，就是文學聊天，就是作家“胴體”的真切展示。她對作家心態的基本要求就是真實、自然、放鬆，要的就是性情的流露，心靈的敞開和自由飛翔。而恰恰就是這一點，在前40年尤其是前30年中是最難以做到。眾所周知，自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上的講話》中提出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二為”方向之後，便深刻的影響乃至規定了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路線。而由於“講話”是在戰爭背景和戰時體製下所作，實際上也可以更多地理解為針對軍隊文藝工作而言，再加上軍旅文學自身特殊的規定性，它對“二為”方向就得執行更加嚴格，更加堅定，更加具體，甚至也更加逼仄，它服務於政治的“革命的功利主義”（毛澤東語）色彩也更加鮮明。“二為”方向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對於中國革命的曆史功績已有公論，但過於政治化對文學帶來的傷害使之成為“傳聲筒”（恩格斯語）也是一個必須檢討的事實。故此，鄧小平在新時期將其修正為“為人民服務和社會主義服務”。過於政治化和功利性，顯然影響了作家的創作心態，“前17年”當代散文中的“假聲假唱”和“真聲假唱”現象即是一端。而軍旅散文則和當代散文殊途同歸，在紀實和抒情兩條路上越走越窄，必等到新時期為之一變（前者演變為報告文學）才求得新生。此乃作家心態異常之故，並非作家才情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