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前17年”：“紀實性”與“抒情性”
傳誦一時的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依依惜別的深情》常常被看作是戰地通訊，被納入新聞的範疇，這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它完全符合通訊的要求，具有完備的新聞要素。但是將其視為當代軍旅散文的發軔之作也毫不勉強，因為這二者之間本來就不存在嚴格的楚河漢界。更何況，魏巍是一位有深厚文學修養的成熟作家，他在“通訊”中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更多的藝術筆法，傾注了更濃的個人感情。事件的真實性使它像通訊，而表達的文學性又使它成了散文，這是一個“混血兒”，雜交的優勢是它膾炙人口、風靡一時的重要因素，它成功地開啟了“前17年”軍旅散文的先河。在這條河道上奔湧前進的還有劉白羽的中篇紀實散文《萬炮震金門》以及《誌願軍一日》、《星火燎原》、《紅旗飄飄》等大型回憶性叢書。以個人角度的散文筆法記錄下戰鬥曆程而成為散文佳構的作家還有巴金、丁玲、孫犁、吳伯簫、碧野、柯靈、楊朔、艾煊、黃秋耘、菡子、彭荊風、吳有恒等等。而巴金的《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方紀的《揮手之間》、吳伯簫的《歌聲》等等則是其中藝術性較高、影響較大的上乘之作。這一路散文發展到新時期，因了思想的解放和題材的開放，進一步強化了新聞性和紀實性而從散文家族中徹底獨立出去，蔚成報告文學一大國，又別有一番洞天。
與紀實類散文並行發展的是抒情類散文，主要代表人物是劉白羽。他的名篇《日出》、《長江三日》等並不以真實具體地記錄什麼重大事件見長，而主要以抒情著稱於世——借用“日出”和船行三峽的壯麗景觀，來抒發一個戰士對人生對社會對曆史進程所作出的如高天流雲般的俯察與觀照，和急流勇進、一往元前的英雄氣概與必勝信念，顯得胸襟闊大，格調高遠，激情澎湃，文采華美，有一種交響樂的氣勢與輝煌。它成為一種抒發革命豪情與理想的範文，卻又使人掩卷興歎，難以模仿。劉白羽就是詩歌中的賀敬之，高則高矣，常人卻無法企及。因而在軍旅乃至當代散文界都少有比較成功的追隨者。倒是剪裁精巧、構思精致的楊朔式的《雪浪花》、《荔枝蜜》等更受青睞，熏陶了更多的人走上了學習散文之路。但是，總體來看，抒情類的軍旅散文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成就，甚至開不出一個像樣的名單。究其要害，仍然在於政治理念對作家的束縛與過濾，從而導致所抒之情的空洞與虛假，最終使這一體裁呈現出某種病態或畸形。
四、“後20年”：繁花竟放
新時期之初，為軍旅文學重振雄風的首先是小說，其次是報告文學與詩歌，散文（或日“藝術散文”）則在前者頻頻獲獎贏得的陣陣喝彩中湮沒不聞。或者說，此一階段的軍旅散文和當代散文一樣，正處在掙脫“前17年”傳統窠臼，並向著更加良性的散文生態環境發展的過渡時期。盡管王中才、楊聞字等人執著於散文創作，仍不免形隻影單，燈火闌珊。王中才在寫出《天涯覓美》之後就改弦易轍，被小說所誘惑而去，癡心不改地在散文小道上堅韌跋涉的幾乎隻剩下一個楊聞宇。楊聞宇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幾近30年，先後出版了《灞橋煙柳》、《絕景》、《不肯過江東》等多部散文集，其間留下了艱難蛻變的履痕，也逐漸修煉出了一身“功夫型”的散文身手。他對中國傳統散文的精研和對典籍的諳熟，使他常常能輯古鉤沉，發曆史之幽思，愈到晚近，愈有走餘秋雨的“文化苦旅”之趨向。但他長於短製。以精巧勝出，不過有時失之於緊巴。無論如何，他忠誠於散文，“至今思項羽”（散文），《不肯過江東》，是軍旅文苑中數十年如一日樂此不疲辛勤耕耘散文的惟一。真正打破軍旅散文的沉寂局麵是在80年代後期，尤其到了90年代，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多音齊鳴的文化格局，都使得作家們的精神和心態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於此，散文熱潮的高漲也就不可避免了。有一特點倒也與當代散文界相近似，從詩人、小說家隊伍裏殺出周濤、李存葆、莫言、朱蘇進、朱增泉幾員大將，才從根本上開出了軍旅散文的新生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