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周濤由詩而文的原因，我們同意朱蘇進的看法：“他從詩走向散文，並不是做詩失敗另謀生路，而是一條過於凶猛的河流漫出了河道，是生命力膨脹使然。”（《自然之子的癡笑》）朱向前在《新軍旅作家“三劍客”》一文中進一步認為，周濤在詩歌創作中的局限，恰恰有可能在散文中變為優長——散文需要的那種衝淡平和、閑適超然的處事態度和那種拒斥工整對仗、反對節奏旋律的自由散漫的文體品格都是更適合於周濤的。幹脆反過來說，周濤的本質更是屬於散文的。周濤詩之大河十幾年的漂流似乎就是為了一個目的：把他的散文迭到人海口。周濤散文的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個“大”字，它們氣勢沉雄，意蘊深遠，筆力強健而彙成一股語言的雷鳴，夾帶著西北的天風滾滾而來，使人如聞天籟，振聾發聵。這些大散文具有兩個向度上的意義：從共時性看，它把周濤推上了當代散文革命的前沿；從曆時性看，它和“前17年”的散文傳統明顯決裂，傳送出了散文換代的先聲。周濤創作於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稀世之鳥》、《遊牧長城》、《兀立荒原》等散文集使他鶴立於軍旅散文界，並和餘秋雨、張承誌、賈平凹、韓少功等優秀作家一起排列出了90年代中國散文世界的最新風景線。
朱增泉和周濤的相似之處是都由詩而文，相異處在於：周濤是一個“半路出家”、33歲入伍的“半吊子軍人”。他的軍人精神和戰士品格主要來自他的個性和邊疆馬背民族文化的熏陶。而朱增泉則不然，他是一位真正行伍出身有40年軍齡的老軍人，並且官至中將，是軍階最高的當代中國作家。因此，《秦皇弛道》的散文選材和思情走向有著更為鮮明和強烈的軍旅定位。他關注一般的軍營現實和戍邊官兵，但他對古戰場和曆史名將投注了更多的目光。在撫今追昔之中，融人了他對民族文化傳統、古代軍事智慧和現實軍隊命運的交織思考，將尚武精神、載道傳統和言誌理路作出巧妙的嫁接，展示了一位將軍散文家特有的氣質與風範。
莫言將他小說中的奇詭和浪漫帶人了散文創作，而且更突出了幽默和俏皮的一麵。其風格一如他的散文集名：《會唱歌的牆》。與感覺成為了莫言小說的重要特點不同的是，幽默成了莫言散文的主要特征。雖然明知他的想像和誇張的慣性在其中作祟，添油加醋，口吐蓮花，但由於基本素材的真實性，仍然使人身臨其境，和作者感同身受，獲得了很強的現場感和參與感，並且常常因為作家出人意料的苦中作樂，或自嘲或調侃而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而這笑又是帶淚的笑，笑過之後，留下的是沉重的回憶。它在悲慘的情景中充分展示了人的豁達與樂觀的天性和作家幽默與機智的天賦，或者反過來說，它以樂寫悲，長歌當哭，是一種嚴峻的調侃，深刻的反諷。高人一籌的幽默品格使莫言散文不同凡響。
朱蘇進的散文創作卻和他的小說特點基本吻合，一是銳利的思想型。集中表達當代職業軍人對戰爭、軍人、死亡與和平的深度認識與終極追問，常常在形而上的層麵升華為睿智的哲理，或者以理念的火炬照亮生活的發現；二是深思熟慮，出手謹慎，所作不多，作必精到。《天圓地方》和《獨自散步》兩本集子篇幅不大，卻都有沉甸甸的分量。而萬字長文《最優美的最危險》堪稱其代表作，對作為戰爭組成部分的武器類別、性能的諳熟，對作為人類智慧結晶的槍炮的審美欣賞、酷愛與把玩，對作為以嗜血為目的的殺人工具的高度警戒、敏感與防範，都寫到了極致，尤為精彩的是在這種尖銳的悖論中表達了一種高超而優美的藝術辯證法和辯證的藝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