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說，錢鋼的作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以思想性見長。從早期《“藍軍司令”》的緊跟現實腳步，到《唐山大地震》的10年回望，再到《海葬》對於北洋艦隊的百年回首，他的報告文學作品呈現出“當下——曆史——曆史更深處”的發展軌跡。錢剛一步步走向曆史的遠方，他似乎從曆史中尋找到了某種理性和激情，看到了曆史和現實的交叉互換，在對現實的觀照中看到了曆史或遠或近的背影，這是一種曆史的辯證法。第二，文體感強。錢鋼的作品總是多方借鑒小說、詩歌、散文、電影等其他藝術門類的敘事方法，多種文體形式融合運用，再加上敘事視角的講究，使得作品構架宏闊，包容麵廣，且極富有現代氣息。第三，語言特色鮮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錢鋼融政論家和詩人為一體，由此他的語言充滿思辨色彩義內含激情，洗練而又不乏沉重，流暢而又有節製，提高了作品的審美意味。
和錢鋼不同，江永紅始終把現實軍營作為自己的思考重心和內核。從80年代和錢鋼的“雙打”，到隨後的“獨鬥”，《驕子》（《解放軍文藝》1983年第10期）、《中國師》、《黑馬》、《一軍之長》（《解放軍文藝》1986年第12期）、《看不見的回歸線》（《解放軍文藝》1991年第8期）、《好夢將圓時》（《解放軍文藝》1995年第3期）、《不得不製造的“戰爭”》等一係列作品，始終給人以“前沿俯視”的強烈印象。在軍旅報告文學世界中，他是最關注現實進程的，也是投入精力最多的作家之一。作為很有成就的軍隊新聞記者，江永紅始終是帶著新聞的眼光去觸摸現實軍營，所以他的作品無一例外都深深地烙上了思考意味和問題意識。如果說80年代的《“藍軍司令”》、《奔湧的潮頭》、《中國師》等作品主要還在狀寫軍隊的改革進程，還在為軍隊的改革歡呼、搖旗呐喊的話，那麼在90年代發表的《看不見的回歸線》、《好夢將圓時》、《不得不製造的“戰爭”》等作品，則重點反映出軍隊現代化建設中的現實矛盾。圍繞作品展開的主線是90年代的軍官與士兵的素質，與此相關的，是如何接受現代化進程的挑戰。在作品的字裏行間，在作家的全部的敘述情調和表情中，彌漫和蒸騰的是濃烈的焦灼與憂患。即當軍隊現代化建設迎麵而來的時候，我們究竟擁有多少精神的或物質的準備？我們到底具有怎樣的承受力？最終能否擔當起涉及民族存亡的曆史重任？雖然江永紅前後期的作品在敘述視角和敘事內容上有差別，但呼籲改革的心聲是一致的。江永紅的作品並非完美無缺，但作品的敏銳、及時乃至獨到、犀利，卻是當代軍旅報告文學中不多見的。
相比而言，在對現實的追蹤、描繪上，袁厚春也不甘人後。從和朱秀海合作《河那邊升起一顆星》（《解放軍文藝》1981年第12期）開始，袁厚春接連拋出了《省委第一書記》（《昆侖》1984年第4期）、《百萬大裁軍》（《昆侖》1987年第3期）等幾部力作。作品以改革中的人和事為出發點，題材涵括了地方和軍隊兩部分。《河那邊升起一顆星》寫的是一個基層連隊年輕的指導員李隨國的事跡。在他的帶領下，一個出名的“老後進”連隊，一變而為震動全團、全師甚至全軍的先進連隊。隨著作品的漸次展開，我們看到了一個部隊政治思想工作改革者的麵貌。而李隨國的“秘密”就是“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作者正是從這裏敏銳地、及時地傳遞出了部隊政治工作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進行具有時代特點的改革的新信息和新麵貌。同樣是寫改革中的人物，《省委第一書記》雖然把視點擴大到對一個省的改革現狀的描寫，但是改革中的人物，或者說改革的中堅力量仍然是串接作品的主線。通過對主人公高揚一連串生動豐富的細節描寫，把人物的過去和現在、宏大的戰略眼光與深入實際的質樸作風、鮮明的愛憎感情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膽破舊與果斷創新的品格融為一體，多角度、多側麵地反映出了改革者的氣度和魄力，生動地傳達了改革領導者的形象和境界。作者所要表達的觀點和思考也就通過這一人物得到了具象化的說明。《百萬丈裁軍》則以恢弘的氣勢，真實地再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精簡整編這一曆史性事件。作品采用複合的敘述視角，由麵到點，從集體到個人，以該事件為天平，一邊稱出了我軍官兵在麵臨走和留、轉業或複員的人生選擇關口，堅守軍人本色的高尚品質，一邊稱出了在這場劃時代的巨變中，一些人醜惡卑鄙的靈魂，充分展示出這場改革給處在和平年代的部隊所帶來的思想觀念及行為方式等方麵的衝擊。總體上來說，袁厚春的創作注重人物、事件的展示，善於通過細節表達主題，而思辨理性則相對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