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著這一思路，一批作品圍繞改革展開了敘述。中夙的《僑鄉步兵師》（《昆侖》1988年第3期）通過對駐紮石獅某部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中的描寫，反映出軍營麵對改革浪潮和日益發達的物質文明所產生的落差和困惑。改革浪潮所至，不但打破了軍隊高居社會之上的地位，更突出了部隊亟須解決的一係列的落後製度和思想觀念，呼喚的是如何在新時期建設一支現代化軍隊的問題。與此相似，大鷹的《誰來保衛2000年的中國》（《解放軍文藝》1988年第8期）盡管是站在未來的高度來思考現狀，但是作品中所透露出來的濃重的憂患意識則是一致的。作者“本來是要寫中國征兵工作的改革，但卻翻開了中國的兵役史，對中國人、中國兵作了一番新的審視”。通過這番審視，作者向讀者發問，2000年的中國我們有大批的剩餘人口，但是否有兵可征；是否有高素質的兵；是否有具有國家觀念的兵；是否有獻身國防的兵。於是改革現有的體製，改革傳統的既有觀念的呼聲躍然紙上。同樣是從加強部隊現代化建設這一問題著手，杜守林的《瘦虎雄風》（《昆侖》1989年第2期）則從部隊生產經營，自力更生這一角度出發，集中筆墨講述了某集團軍響應號召，大抓生產，解決部隊經費不足的悲壯而無奈之舉。作品有力地刻畫了我軍官兵背負曆史重擔的承受力和良好的軍人素養，而深埋於字裏行間的部隊的尷尬處境和現實艱難更使人掩卷長思。順著這一點，饒洪橋的《大炮與對蝦》（《解放軍文藝》1989年第4期）反映的麵和思考的方向更多。作品從一個靶場被蝦池侵占說起，反映了一個普遍而深刻的閱題，即在和平條件下，經濟發展與國防建設的關係如何處理以及由此帶來的一係列軍隊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作者沒有停留在空泛的議論上，而是通過具體的事件向我們展示了部隊的現狀，引起我們的思考，新時期的軍人該有什麼樣的地位？我們要建設怎樣的一支軍隊？怎樣建設？如果說以上的作品是展示矛盾、揭示問題的話，那麼高建國的《本世紀無大戰》（《解放軍文藝》1988年第3期）就是某種程度的回答。作品首先把文章的基點歸結到了鄧小平提出的“二十年之內不會有大戰”上，由此出發，在對軍隊現代化前景的憂慮和警醒中，通過對某集團軍加強部隊自動化作戰水平和提高中高級指揮人員素質的描寫，體現出當代中國軍人渴望軍隊現代化、渴望中國軍隊盡快趕超世界水平的迫切心情。而作品對該集團軍改革風雲人物——楊南征被迫離去的事實描寫，不但體現出作家的清醒，更說明了改革的艱難。
三、劉亞洲的國際戰爭題材報告文學
在新時期以至以後漫長的時間裏，劉亞洲的創作仍然是個“異數”。這不但是說由他開始的國際戰爭題材類的報告文學後繼無人，而且也是指他所采用的小說式的寫作方法，後人難以仿效。劉亞洲的創作除了《將軍的淚》、《黃植誠少校》、《海水下麵是泥土》等少數篇目是瞄準國內和現實題材之外，最有成就的報告文學，都集中於國際軍旅題材。《惡魔導演的戰爭》（《解放軍文藝》1983年第5期）和《這就是馬爾維納斯》（《解放軍文藝》1983年第10期）是其中的代表作。劉亞洲的報告文學以選材的獨特和刻畫人物性格的豐富見長，再加上小說筆法的運用，使他的作品不僅耐讀、耐看，而且頗能引起人們對戰爭、對人性的深思。
《惡魔導演的戰爭》寫的是第五次中東戰爭，也就是1982年以色列與黎巴嫩之間的那場著名戰爭。作者並沒有單純的把視點放在對戰爭進程的具體描繪上，而是把目光緊緊地聚焦在了“導演”這場戰爭的“惡魔”——以色列前國防部長沙龍身上。和以前同類的軍旅報告文學相比，作家沒有因為“這是一場由以色列蓄意挑起的非正義的戰爭”這樣一個道德價值判斷一路寫下去，而是把人物放在現實的戰爭條件下，還原為一個人來寫。作品揭露沙龍的殘暴冷酷，把憎惡之情埋藏得很深，在施之以嚴峻的曆史審判、道德譴責時，絕不寬貸而又絕無“溢惡”之詞。在表現其勇敢、智慧的素質時，則照樣予以精彩的細致描繪，並大膽地給予了應有的讚賞和肯定，最後仍不諱言他成功地導演了若幹次非正義侵略戰爭的勝利。以血淋淋的事實，促使人們反省和認識軍隊中長期以來存在的盲目自信和盲目樂觀的危險情緒，由此生發出正視現實、變革自身的強烈要求。可以說，作品對沙龍的描寫，已經突破了在“左”的束縛下，自欺欺人地寫敵人的局限，達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所能允許的曆史深度，使得我們對於“敵人”的認識、審美意義的理解都推進到了一個更深的層次。作品告訴人們：“我們的敵人並不愚蠢，甚至很聰明。任何僅僅把敵人看成是愚蠢的人，才是愚蠢的。”在《這就是馬爾維納斯》中，英阿馬島之戰的進程仍然隻是作為背景出現，人物依然作為作品的主角。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鐵女人”形象，挑起戰爭的阿根廷總統加爾鐵裏果敢而又優柔寡斷、自負而又自怨自艾的性格，都通過具體的語言和行為得到了體現。作品依然沒有按照傳統的關於戰爭“正義——非正義”的價值判斷來構思，而是緊緊圍繞馬島這一事件展開來，把戰爭對於個人勇氣、毅力和智慧的考量放在中心點上，打破了我們長期以來對於戰爭和敵人的認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