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同誌十月二十日來信：
“今年《十月》第三期的小中篇《如意》，是我用力較多的一篇；另《新港》九月號上有我一篇《寫在不謝的花瓣上》，也力圖在寫愛情上體現出我個人的觀念，似與當前很多這方麵的小說所表達的觀念相悖，顯得‘保守’……請瀏覽一下。”我手下刊物已為別人拿去，從《新港》資料室借來，二十九日晚開始閱讀，當晚讀完《如意》，次日讀《花瓣》畢。
關於兩篇小說的成功之處：
《如意》第一、二、三節，第八、九節。人物為石大爺（石義海）。
《花瓣》“十二年前的那個傍晚，我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以下文字。
關於小說的不成功之處：
《如意》中寫“文化大革命”的部分。誰都知道，劉心武同誌是以寫“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創傷成名的。他寫《班主任》時，“四人幫”雖已揪出，但“文化大革命”仍當作正麵的東西被歌頌。他首先在文藝創作上說出：這不是繡花布，這上麵有蒼蠅糞，有蛆蟲，有更可怕的東西，在它的掩蓋下麵，……這是有功的，是一種創造。他的作品，是聖之時者，是應運而生的。
在我國曆史上，作家也如同帝王將相，常常是應運而生的。當然也常常應運而死。遠的不論，姑以近代為例：“五四”時代，左聯時期，東北淪亡和抗日時期，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時期，“文化大革命”被歌頌和被詛咒時期。每個時期，都產生它的一批作家和作品。“文化大革命”以正麵形象出現的十年，實際上沒有作家，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出現真正的作家。
《班主任》所寫的是“雄雞一唱”，但畢竟是在政治上打倒了“四人幫”以後，才能出現。而更早已經有街談巷議，有反抗鬥爭。我們不能要求作家，在“四人幫”橫行的時候，寫出這樣的作品。政治總是走在前麵的，“天下白”才有“雄雞唱”。但如果老是寫“文化大革命”時期那些遊街、批鬥、牛棚，這就叉陷入了俗套。因為這些究竟還是表麵的東西，是大家都司空見慣的，是“四人幫”罪惡的類型性的表現。如果寫，今天則須進一步，深挖一下：這場動亂究竟是在什麼思想和心埋狀態下，在什麼經濟、政治情況下發動起來的？
為什麼它居然能造成舉國若狂的局麵？它利用了我們民族、人民群眾的哪些弱點？它在每個人的曆史、生活、心理狀態上的不同反映，又是如何？但是，寫出這些，就是在當前也有困難，這需要政治上進一步的澄清，人民進一步的覺悟，需要時間的推移。
所以說，如果沒有新意，可以去發掘別的地方，尋找新的礦藏。
我覺得作者能著眼這個自古以來就是藏龍臥虎、人傑地靈的北京城，並發掘出石義海這樣一個帶有典型性的人物，是很好的一個轉變。作家不能老注視一個地方，他的眼睛應該是深沉的，也應該是飛動的。石義海寫得很好，我很喜愛這個人物。
《花瓣》中寫“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因為是通篇作品的主脈，是前麵所抒發的感情的歸結，與前麵透露出來的一些輕浮的筆意作對比，它就更加成為凝重的、真實的了。
關於作者的文字及其表現能力：
我以為劉心武的文字表現能力，是強有力的。《班主任》初發表時，他的文字有些僵硬，有些新聞通訊的習慣用語。從現在這兩篇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在文字語言上，極力試探、突破，作了各種嚐試和努力，獲得很大的成功。他的文字的功力是很深的，語言具備敏感性，讀書也多，這一切都會增強作品的表現力和感染力。
魯迅說：“油滑是創作之大敵。”語言如果隻求其流利通暢，玲瓏剔透，不深加凝煉，則易流於油滑一途。外表好像才氣洋溢，無所不包，實際是語言的浪費，對創作的損傷。
《花瓣》一作，實有此茁頭，不可長也。特別是寫鄢迪那一段，給人以陳舊之感，這種寫法，在十九世紀一些文人筆下，也並不是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