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棠、林斤瀾、劉心武三位作家，來天津講學。十二月二日下午，枉顧寒齋，談了一個下午，非常愉快。
紹棠是熟人，心武雖初次見麵，前些日子已有書信往還，並讀過他一些近作。林斤瀾同誌過去投有接談過，他的作品，讀得也少，因此，這次相聚，我特別注意他對文學的見解。
談話間，斤瀾同誌提出了創作規律這個問題。我說，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但主要是一個實踐問題，應該從一些作家的文章中去尋找答案。比如托爾斯泰、契訶夫、魯迅的日記、書信、序文。至於一些理論家的文章，對於讀者分析作品，用處大些，對於作家來說，則常常不易使人滿意。斤瀾同誌說，創作規律，是否就是“真情實感”四個字。我說是這樣。這四個字很重要，但還包括不了規律的問題。規律這個問題很難答複，乍一問，我也回答不清楚，不能裝腔作勢，就說我懂了。後來談到語言問題。心武同誌說，人物的對話，似乎有章可循。敘述的語言，則比較難辦。我說，語言問題，是創作的一個中心問題，因為作為文學，語言是它的基本要素。但它並非單純是一種資料，它與生活、認識，密切相關。對於語言，應該兼收並蓄，可以多讀文學以外的雜書，比如曆史、地理，各類學科的書。我敘述了我養病那些年，讀了不少東華錄、明清檔案、宦海指南、人幕須知、朱批諭旨這類的書。清朝官書的語言很厲害，有刀筆風味。比如朝廷申飭下屬，常用“是何居心，不可細問”這句話，這一句話，就常常能使一些達官貴人，瀕於自殺的絕境。不能隻讀外國小說，語言還是以民族語言為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我說，語言的運用，應該自然。藝術創作，一拿架子，即裝腔作勢，就失敗了一半。但能做到自然，是很不容易的。
中國的白話文，雖有不少典範，也在不斷進步，我們隻要逐步閱覽“五四”以來的作品，就會看出這一點。
有些作品能流傳，有些不能流傳，這裏麵就有個規律問題。比如蕭紅的作品，她寫的也並不是那麼多，也沒有表現多少重大的題材，也沒有創造出多少引人注目的高大形象，可是她的作品，一直被人們愛好，國內外都有人在研究，這是一個什麼規律？
我以為創作規律，歸納起來，可以包含如下內容：
一、作者的人生觀。（或稱世界觀、宇宙觀。對文學來說，我以為人生觀較恰切。）過去，不管作品裏酌雞毛蒜皮，評論家都要聯係到世界觀。這二年，世界觀這個詞兒，忽然從評論文章中不見了，不知是怎麼回事。人生觀是作品的靈魂；人生觀的不同，形成了文學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顯的如曹雪芹、托爾斯泰。作者對人生的看法，對人生得出的結論，表現在作品之中，這是如何重要的東西，怎麼能避而不談？
二、生活的積累。
三、文字的表現能力。
談話中間，我說，現在的吹捧作風，很是嚴重。我對紹棠、心武說，如果有人給你們抬轎子，我希望你們能坐得穩一些。我說，我幼年在農村度過，官坐的轎我沒有見過，娶媳婦的轎，我見得不少。這是一種民間表演藝術，和吹鼓手一樣。在野外，還沒有什麼，他們走得很自然。一進村莊，當群眾圍觀的時候，他們的勁頭就來了。這些抬轎子的人，雖然也是農民，是一種業餘活動，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倉促上陣的，他們訓練有素。進街之前，他們先放下轎子休息一下，然後隨著吹鼓手的“動樂”，他們精神抖擻起來。前呼後應，一唱一和，舉足有度，踢踏中節。如果抬的是新娘坐的花轎，那步子走得就更花哨，臉上的表情，也就更來勁兒。
也不能忘記那些職業的吹鼓手，他們也是在通過夾道圍觀的人群時，大顯身手。吹喇叭的坐在車廂上，一俯一仰，臉紅脖漲，吹出的熱氣，變成水，從喇叭口不斷流出來，如果是冬天，就結為冰柱。他們的調子越來越高，花腔也越來越多，一直吹到新人人了洞房。如果是喪事，則一直吹到死著入了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