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父親代為謀取的，每月十八元薪金。校長姓劉，是我在安國上小學時那個校長的弟弟，北平師範畢業。當時北平的小學，都由北平師範的學生把持著。北伐戰爭時期，這個校長參加了國民黨，在接收這個小學時，據說由幾個同鄉同學，從圍牆外攻人，登上六年級教室那個製高點，拋擲磚瓦，把據守在校內的非北師畢業的校長驅逐出去。
幫他攻克的同鄉、同事，理所當然地都是本校教員了。
校長每月六十元薪金，此外修繕費、文具費虛報，找軍衣莊給學生做製服，代書店賣課本，都還有些好處。所以他能帶家眷，每天早上衝兩個雞蛋，冬天還能穿一件當時在北平很體麵的厚呢大外氅。
此人深目鷹鼻，看來不如他的哥哥良善。學校有兩名事務員，一個管會計，一個管庶務。原來的會計，也是安國人，大概覺得這個職業，還不如在家種地，就辭職不幹了。
父親在安國聽到這個消息，就托我原來的校長和他弟弟說，看人情答應的。
但是，我的辦事能力實在不行，會計尤其不及格。每月向社會局（那時不叫教育局）填幾份表報，貼在上麵的單據，大都是文具店等開來的假單據，要弄得支付相當，也需要幾天時間。好在除了這個，也實在沒有多少事。校長看我是個學生，又剛來乍到，連那個保險櫃的鑰匙，也不肯交給我。
當然我也沒興趣去爭那個。
隻是我的辦公地點太蹩腳。校長室在學校的前院，外邊一大間，安有書桌電話，還算高敞；裏邊一間，非常低小陰暗，好像是後來加蓋的一個“尾巴”，但不是“老虎尾巴”，而是像一個肥綿羊的尾巴。尾巴間向西開了一個低矮的小窗戶，下麵放著我的辦公桌。靠南牆是另一位辦事員的床鋪，北牆是我的床鋪。
庶務辦事員名叫趙鬆，字幹久，比我大幾羅。他在此地幹得很久了，知道學校很多掌故，對每位教員，都有所評論，並都告訴我。
每天午飯前，因為辦公室靠近廚房，教員們下課以後，都擁到辦公室來，趙鬆最厭煩的是四年級的級任，這個人，從走路的姿勢，就可以看出他的自高自大。他有一個壞習慣，一到辦公室，就奔痰盂，大聲清理他的鼻喉。趙鬆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作“管樂”。這位管樂西服革履，趾高氣揚。後來忽然低頭喪氣起來，趙鬆告訴我，此人與一女生發生關係，女生懷孕，正在找人謀求打胎。並說校長知而不問，是因同鄉關係。
六年級級任，也是校長的同鄉，他年歲較大，長袍馬褂，每到下課，就一邊擦著鼻涕，一邊急步奔到我們的小屋裏，兩手把長袍架起，眯著眼睛，弓著腰，嘴裏喃喃著“小妹妹，小妹妹”，直奔趙鬆的床鋪，其神態酷似賈璉。趙鬆告訴我，這位老師，每星期天都去逛暗娼，對女生，師道也很差。
學校的教室，都在裏院，和我們隔著一道牆，我不好走動，很少進去觀望。上課的時候，教員講課的聲音，以及小學生念筆順的聲音，是聽得很清楚的。那時這座小學正在實驗“引起動機”教學法，就是先不講課文的內容，而由教員從另外一種事物引起學生學習課文的動機。不久，小學生就了解老師的做法，不管你怎樣引起，他就是不往那上麵說。比如課文講的是公雞，老師問：
“旱晨你們常聽見什麼叫喚呀！”“鳥叫。”學生們回答。
老師一聽有門，很高興，又問：
“什麼鳥叫啊？”“烏鴉。”“沒有聽到別的叫聲嗎？”“聽到了，麻雀。”這也是趙鬆告訴我的故事。
每月十八元，耍交六元夥食費，剩下的錢再買些書，我的生活，可以算是很清苦了。床鋪上連枕頭也沒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褲。趙鬆曾送我兩句詩，其中一句是“可憐年年枕棉褲”。
可是正在青年，誌氣很高，對人從不假借，也不低三下四。現在想起來，這一方麵，固然是剛出校門，受社會感染還不深，也並沒有實受饑寒交迫之苦；另一方麵也因為家有一點恒產，有退身之路，可以不依附他人，所以能把腰直立起來。
這些教員自視，當然比我們高一等，他們每月有四十元薪金，但沒有一個人讀書，也不備課，因為都已教書多年，課本又不改變。每天吃過晚飯，就爭先恐後地到外邊玩去了。
三年級級任，是定興縣人，他家在東單牌樓開一座澡堂，有時就請同事到那裏洗澡，當然請不到我們的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