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政治、軍事活動者，最得風氣之先。但是，我們的國家，封建曆史的黑暗影響，積壓很重。患難相處時，大家一片天真，尚能共濟，一旦有了名利權勢之爭，很多人就要暴露其缺點，有時就死非其命或死非其所了。熱心於學術者，表現雖稍落後，但就保全身命來說，所處境地，危險還小些。當然遇到“文化大革命”，雖是不問政治的書呆子，也就難以逃脫其不幸了。
業一九四七年，我又孤白洋澱一行。我雖然在《冀中導報》吃飯，並不是這家報紙的正式記者。到了安薪縣，就沒有按照采訪慣例，到縣委宣傳部報到，而是住在端村冀中隆昌商店。商店的經理是劉紀，原是新世紀劇社的指導員，為人忠誠熱情，是個典型的農村知識分子。在他那裏，我寫了幾篇關於席民生活的文章，因為是商店，吃得也比較好。
劉紀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受到批評，也受到一些委屈，精神有很長時間失常。現在完全好了，家在天津，還是不忘舊交，常來看我。他好寫詩，有新有舊，訂成許多大本子，也常登台朗誦。
他的記憶力，自從那次運動以來，顯然是很不好，常常丟失東西，“文化大革命”後期，我在佟樓謫所，他從王林處來看我，坐了一會兒走，隨即有於雁軍追來，說是劉紀錯騎了她的車子。我說仳已經走了老半天，你快去追吧。於雁軍剛走，劉紀的兒子又來了，說他爸爸的眼鏡丟了，是不是在我這裏。我說：“你爸爸在我這裏，他攜帶什麼東西，走時我都提醒他，眼鏡確實沒丟在這裏，你到王林那裏去找吧！”他兒子說：“你提醒他也不解決問題，他前些日子去北京，住在劉光人叔叔那裏，都知道他丟三落四，臨走叔叔阿姨都替他打點什物，送他出門，在路上還不斷問他落下東西沒有，他說，這次可帶全了，什麼也沒落下。到了車站，才發現他忘了帶車票！”我一直感念劉紀，對我那段生活和工作，熱情的幫助和鼓勵。那次在佟樓見麵，我送了他三部書：一、石印《授時通考》，二、石印《南巡大典》，三、影印《雲笈七箋》。其實都不是什麼貴重之物。那時發還了抄家物品，我正為書多房子小發愁，也擔心火警。每逢去了抽煙的朋友，我總是手托著煙盤，侍立在旁邊，以免火星飛到破爛的舊書上。送給他一些書，是減去一些負擔，也減去一些擔驚受怕。但他並不嫌棄這些東西，表示很高興要。在那時，我的命運尚未最後定論，書也還被認為是“四舊”之一，我上趕送別人幾本，有時也會遭到拒絕。所以我覺得劉確是個忠厚的人。
這就使我聯想到另一個忠厚的人，劉紀的高小老師，名叫劉通庸。抗日時我認識了他，教了一葷子書，讀了一輩子進步的書，教出了許多革命有為的學生，本身樸實得像個農民，對人非常熱情、坦率。
我在蠡縣的時候，常常路過他的家，他那時已經患了神經方麵的病症，我每次去看他，他總不在家，不是砍草拾糞，就是放羊去了。他的書很多，堆放在東間炕頭上，我每次去了，總要上炕去翻看一陣子，合適的就帶走。他的老伴，在西間紡線，知道是我，從來也不聞不問，隻管幹她的活。
既然到了安新，我就想到同口去看看，說實在話，我想去那裏，並不是基於什麼懷舊之情。到了那裏，也沒有找過去的同事熟人，我知道很多人到外麵工作去了。我投宿在老朋友陳喬的家裏，這也是抗日戰爭期間養成的習慣，住在有些關係的戶，在生活上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照顧。抗日期間，是統一戰線政策，找房子住，也不注意階級成分，住在地主、富農家裏，房間、被褥、飲食，也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