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從天祥書肆，買了一部涵芬樓影印本的《史記》，是據武英殿本。本子較小，字體也不太清晰。涵芬樓影印的這部二十四史，後來我見過全套，是用小術箱分代函裝，然後砌成一麵小影壁，上麵還有瓦簷的裝飾。但紙張較劣，本子較小是它的缺點，因此，並不為藏書家所珍愛。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喜愛同文書局石印的二十四史，它也是根據武英殿本，但紙張潔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來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裝，然後堆疊起來，自成一麵牆，很是大方。
我隻買了一部《梁書》而已。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買了一套中華書局印的前四史，很潔整，當時我還是胸無大誌，以為買了前四史讀讀，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錢買了下來。因為開了這個頭，以後就陸續買了不少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零種。
其實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本二十四史，並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為仿宋，字也夠大，但以字體扁而行緊密，看超來，還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雖稀，但所用紙張，無論黑白，都是洋紙，吸墨不良，多有油漬。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電是據武英殿本重排，校刊隻能說還可以，總之，並不引人喜愛。清末，有幾處官書局，分印二十四史，金陵書局出的包括《史記》在內的幾種，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見過，蹦本子太大，攜帶不便，失之交臂之間。
我的《南史》和《周書》，是光緒年間，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校印本，字體並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來字體連成一線，很費日力。清末民初，用這種字體印的書很不少，如《東華錄》、《紀事本末》等。這種書，用木板夾起，“文化大革命”中，抄書發還，院中小兒，視為奇觀，亦可紀也。
我的《陳書》是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的百衲本。這種本子在版本學術上很有價值，但讀起來並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劉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冊，印製頗精。
國家標點的二十四史，可謂善本，讀起來也方便。因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書，後來隻買了《魏書》、《遼史》。
發見這種新書，厚重得很，反不及線裝書，便利老年人閱讀。
這樣東拚西湊，我的二十四史，也可以說是百衲本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我的書目書要購買一些古籍舊書，書目是不可缺少的，雖不能說是指路明燈，總可以增加一點學識，助長一些興趣。但真正實用的書目，也並不很多。解放初期，我是按照魯迅先生開給許世瑛的書目，先買了一部木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是在天津鬼市上以廉價買的，兩函，共十二冊。後來又買了四庫全書總目，是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本，共四十冊，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在動亂中，我丟失了不少書目書，其中包括印得非常豪華的西諦書目，以及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這種很切實用的書。我一直很奇怪，為什麼有人喜歡這種近於無用之物呢？過了好久，才領悟出來：原來這些書目，是和辭源、各種大詞典一類工具書放在一起，抄家時捆在一起運出去了。到了什麼地方，一定是有人想要那些辭源、詞典，就把捆拆散了。因此那些書目，就堆落在地下，無人收拾，手扔腳踢，就不見了。書籍發還時，我開列了一張遺失書籍單，共近百冊，還都是古舊書，頗引起一些人的驚異，問道：
你平日記憶力那樣壞，為什麼對於這些破書，記得如此清楚？執事者倒也客氣，回答說：你丟的那些書，我們的書堆裏都有，就是上麵沒有你的圖章。我平日買書很多，很少在上麵打圖章，也很少寫上名字，當時好像就有一個想法，書籍這種東西，過眼雲煙，以後不知落於誰人之手，何必費這些事呢？後來給我找來一本偶爾印有圖章的《販書偶記》，我一看已經弄得很髒，當場送給了別人，也就不想再去查尋這些書目了。
閑話少說，且說我那一部四庫總目，是萬有文庫本，我還配購了查禁、抽毀、銷毀書目。這種萬有文庫，無論從版式、印刷、紙張、裝訂上講，都是既實用，又方便，很好的古籍讀本。書籍印刷，正如一切文化現象，並不都是後來居上的，它也是迂回曲折的。至少在目前，就沒有這樣一種本子：道林紙印，線密裝，封皮柔韌，字號行間，都很醒目，我現在用來補救的，是又買了一本中華書局影印的大本。姑無論這麼一塊長城磚頭似的書，翻閱極為不便；又因為它是一頁之上，分三欄影印，字體細密，亦非老年人輕易所能閱讀。
但我還是買了一本，爐存似火，聊勝於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