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天氣很好，沒有風。陽光從南窗照進來，落到靠南牆的那一排鋪上。雖然照射不到我們這一排，看一看也是很舒服的。我給李槐倒，一杯水，放在他的頭前。我說：
“人們都去勞動了，屋裏就是我們兩個。你給我說說，你是哪一年到日本去的？”“就是日本人占著天津那些年。”李槐慢慢坐了起來，“這並不是什麼秘密，過去我常和人們念叨。我從小好踩高蹺，學徒的時候，天津春節有花會，我那時年輕，好耍把，很出了點名。日本天皇過生日，要調花會去獻藝，就把我找去了。”“你看見天皇了嗎？”“看見了。不過離得很遠，天皇穿的是黑衣服，天皇還賞給我們每人一身新衣服。”他說著興奮起來，眼睛也睜開了。
“我們扮的是水漫金山，我演老漁翁。是和扮青蛇的那個小媳婦耍，我一個跟鬥……”他說著就往鋪下麵爬。我忙說：
“你幹什麼？你的病好了嗎？”“沒關係。”他說著下列地上，兩排鋪板之間，有一尺多寬，隻容一個人走路，他站在那裏辜好了一個姿勢。他說：
“我在青蛇麵前，一個跟鬥過去，踩著三尺高蹺呀，再翻過來，隨手抱起一條大鯉魚，幹淨利索，麵不改色，日本人一片喝彩聲！”他在那裏直直站著，圓睜著兩隻眼睛，望著前麵。眼睛裏放射出一種奇異多彩的光芒，光芒裏飽含青春、熱情、得意和自負，充滿榮譽之感。
我怕他真的要翻跟鬥，趕緊把他扶到鋪上去。過小多兩天，他就死去了。
芸齋主人日：當時所謂罪名，多誇張不實之詞，茲不論。
文化交流，當在和平共處兩國平等互惠之時。國破家亡，遠洋奔赴，獻藝敵酋，乃可恥之行也。然此事在彼幼年之期，自亦可諒之。而李槐至死不悟，仍引以為光榮，蓋老年胡塗人也。可為崇洋媚外者戒，及其重病垂危之時，偶一念及藝事，竟如此奮發蹈厲，至不顧身命，豈其好藝之心至死未衰耶。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訂上午畝戒我的為人，朋友們都說是謹小慎微，不苟言笑的。現在還有人這樣評價，其實是對我不太了解之故。我說話很不慎重，常常因為語言緣故得罪於人，有一次，並從中召來大禍，幾乎斷送性命。如果不趁我尚能寫作之時，把它寫出來，以為後世之戒，並借此改變別人對我的一知半解的印象，那將是後悔奠及的了。
我在四十年代之末，進入這個碼頭城市。我是在山野農村長大的，對此很不習慣，不久就病了。在家養病，很少出門，也很少接觸人。除去文字之過，言過本來可以很少。
人之為物，你在哪一方麵犯錯誤少，就越容易在哪一方麵犯大錯誤。
有一天，時值嚴冬，我忽然想洗個澡，我穿上一件從來不大穿的皮大衣，戴了一頂皮帽，到街上去。因為有病，我不願到營業的澡堂去洗，就走到我服務的機關大樓裏去了。
正是晚上，有一個中年人在傳達室值班。他穿一身灰布舊棉衣，這種棉衣，原是我們進城時發的，我也有一套，但因為近年我有些稿費，薪金也多了，不能免俗，就改製了現在的服裝。
他對著傳達室的小窗戶，悠然地抽著旱煙，打量著我。
他好像認識我，我卻實在不認識他。
“同誌，今天有熱水嗎？”我問。
“沒有。”他回答得很冷淡，但眼睛裏卻有一種帶有嘲笑的熱意。
我剛要轉身走去，他卻大聲說：
“聽說你們寫了稿子，在報上登了有錢，出了書還有錢？”“是的。”我說。
“改成戲有錢，改成電影還有錢？”“是的。”我又回答。我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我簡單地以為他是愛好羨慕這一行。這樣的人在當時是常遇到的。
我衝口就說了一句：“你也寫吧。”這四個字，使得同我對話者，突然色變，一句話也不說了。我自己也感到失言，趕快從那裏走出來。在路上，我想，他會以為我是挖苦他吧，他可能不會寫文章吧。但又一想，現在不是有人提倡工農兵寫作嗎？不是有人一個字不認識，也可以每天寫多少首詩，還能寫長篇小說嗎？他要這樣想就好了，我就不會得罪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