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廬抗議》完成於鹹豐十一年（1861$），但在當時隻以抄本流傳。曾國藩就專門讓人抄錄了一本，看後“擊節歎賞”，“歎為嘉道以來治國聞者所不及”，這是他在抄本上的一段題識。這麼好的一本書為什麼沒有及時刊行呢？馮桂芬晚年最親密的朋友吳雲在《顯誌堂稿》序言中說：“先生悲憫在抱，憤世嫉俗之心，時流露於筆墨間，故立言不免稍激。餘複書，引蘇子瞻發策之詞，黃魯直承天院記為言，先生笑而頷之”。吳雲的意見很實在，馮桂芬接受了他的意見，暫不刊行。既想濟世，卻又心存顧忌的馮桂芬隻能任其在士大夫中間流傳，影響士林。
光緒九年（1883$），此時離開馮桂芬去世已有九年，《校邠廬抗議》才正式刊行，受到了當時資產階級改良派和維新士大夫的熱捧，王韜稱《校邠廬抗議》“此今時有用之書也”，而作為紫陽書院的學生，翁同龢秉燭夜讀學師的這部《校邠廬抗議》，深為馮桂芬的改革思想稱頌不已，譽為“無其匹”之作，第二天就把這本書進呈給了光緒皇帝。《校邠廬抗議》對光緒皇帝的影響很大，戊戌百日維新運動高潮之時，光緒皇帝諭令總督榮祿將該書印行一千冊，頒發各個衙門：“逐條簽出，各注明簡論說，分別可行不可行，限十日谘送軍機處彙核進呈，以備采擇。”各級官員簽注和評論《校邠廬抗議》的複奏件，至今仍存於北京故宮，共有書五十餘部四百三十七冊。
馮桂芬的一生，是在種種矛盾中尋求突圍的一生。馮桂芬在一百多年前喊出的警世之語，如空穀足音，至今在我們的時代上空回響。
木瀆曆史上的“國家級”名人還有很多，如：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與高啟等合稱“吳中四傑”之一的明代詩人赤山塢楊基、與董其昌齊名的明代書法家天平山範允臨、與祝允明、文徵明並稱為明代中期“三書家”的雅宜山人王寵、與徐渭合稱“青藤白陽”的白陽山人陳道複、明代天啟二年狀元官至東閣大學士（副宰相）的天池山竺塢文震孟、明代成化八年狀元官至禮部尚書的花園山吳寬、明朝遺民書畫家思想家澗上草堂徐枋、與侯方域、魏禧合稱“國初三家”的散文家堯峰先生汪琬、乾隆二十五年狀元官至湖廣總督的靈岩山人畢沅、乾隆宮廷畫師天池篁村張宗蒼、台灣國民黨“總統”嚴家淦，等等，這些名人有的是生於斯長於斯，有的是長期在此寓居，還有的則是把木瀆作為自己最後的歸宿之地，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姑蘇繁華圖，一半在木瀆
唐代安史之亂後，全國的經濟中心逐漸轉向東南，蘇州經濟今非昔比，經濟繁榮，社會富足，各地對蘇州非常景慕和神往，以題黃鶴樓而馳名的詩人崔顥在《維揚送友還蘇州》中說：“羨君歸老向東吳。”白居易在十四五歲時就說：“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其豔羨吳郡之情，溢於言表。到了宋代，由於重視農田水利，農副業和各類手工業得到發展，促進了城鄉商業的興盛，有幾句著名的諺語就盛行於當時，“蘇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範成大《吳郡誌》）。
到了明清時期，蘇州商品經濟有了較大發展，漸漸成為八方交彙的商業城市。唐寅在《閶門即事》中說：“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特別是到了清代康熙以後，社會漸趨安定，資本主義開始走出萌芽狀態，城鄉經濟異常活躍，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都在發生變化，蘇州不僅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也是全國的文化藝術中心。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在明清時期進入了一個輝煌的“蘇州時代”，那麼，木瀆無疑就是“蘇州時代”的一個縮影。由於木瀆恰好處於蘇州和太湖之間的樞紐位置，是出入太湖的要衝和門戶，是“工農合聚之鎮，商賈雲集之所，物資集散之地，風景旅遊之區”，因此，早在北宋時期木瀆就已頗具規模，屬吳邑首鎮，可抵北方一縣。據北宋官修地理總誌《元豐九域誌》記載，蘇州一府五縣，除常熟縣領福山、慶安、梅裏三鎮外，隻有吳縣領木瀆一鎮。到了明清，木瀆在蘇州經濟文化的輻射影響下地位更加凸顯，特別是二代清帝南巡，均駐蹕木瀆行宮，南北兩條禦道均在木瀆會合，有力地助推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木瀆很自然地成為蘇州閶門外最大的商埠。
徐楊畫了一幅蘇州版的《清明上河圖》
從古至今，最能體現宋代汴京繁華風情的無疑是《清明上河圖》，而最能體現蘇州城市繁華、工商發達概貌的，當屬乾隆年間蘇州畫家徐揚的《盛世滋生圖》，又名《姑蘇繁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