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公權
蕭氏族大人多，但與我接觸較多，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房”的幾位尊長和弟兄。先祖母在我出生前已經去世。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頗為憐愛。兩位姑姑出嫁以後，他對我更加著意照料。天氣晴朗的時候他時常領我到村中各處散步，一麵走一麵講些往古名人的事跡。走到村裏的“市街”照例買一點糖果給我吃。他逝世時得年不過六十一二歲。某一天下午客人來訪，他送客出門以後，端坐在中堂的椅上“無疾而終”。童蒙無知的我還要拉他起來，帶我同去散步。
大伯父自幼習商。四十多歲的時候升任怡豐號重慶分號的經理。這是一個極重要的職位。他辦事精明，交遊廣泛，商界人很少不認識或不知道“三老板”（他有兩個堂兄，冠侯和定侯。因此他雖是先祖父的長子，卻排行第三了）。
在怡豐號停業若幹年前，他捐了一個“候補道”，並曾晉京“引見”。當地的長官，川東兵備道，重慶知府，巴縣知縣，到任以後照例到怡豐號來拜訪，此外也偶爾互相往來。這種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聲氣的情形，在十九世紀以前尚不多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卻逐漸普遍了。
有一位卞小吾先生在那時重慶唯一的報館當主筆。他盡情揭發當地官吏的“黑暗”，觸怒了他們，被加上了“亂黨”的“罪名”，逮捕入獄。他的太太與大伯母廖氏夫人相識，到怡豐號來求救。先伯父探明他並非亂黨，便去拜訪知府，代他疏解。不料這～來反斷送了卞先生的性命。有人暗中指使管監牢的獄吏把他害死。卻報稱他“急病身亡”。
大伯父管教我甚為謹嚴。記得我在八九歲的時候，像一般淘氣的兒童一樣，時常嬉弄跳跑。有一次被他看見了便叫我站住，嚴詞譴責說：“這樣沒規矩，不像一個斯文人，將來隻好去抬轎。”後來見我讀書尚知用心，有時候背著我稱許我。他曾說：“可惜科舉廢了。否則舉人進士這孩子應當有份的。”（他捐了道員之後，替我捐了一個“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歲送我進京去““就職”。
幸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無官一身輕”了。）他不惜重金，延師教讀。雖然兩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學，他的主要目的還是在培植我。從我到崇慶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們都在家裏讀書。民國三年的夏天我壯著膽向他表示≯想去進新式的學堂肄業。他當肘未置可否。但次年春末他便親自送找到上海去投考學堂。
我的父親與我接觸的時間較短。他似乎不曾參加怡豐號的業務。他的生活事跡我所知道的實在極少。光緒二十九年他也住在崇慶州怡豐號的住宅內。那時他已續娶。我跟著我的生父和繼母在那裏同住了兩年。當大伯父帶著我去重慶時，先父繼母仍留在崇慶，兩年之後才搬到重慶。當他三十二歲的時候，便因肺癆病歿於陝西街怡豐號住宅內。臨終的前兩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低聲地囑咐我，大意說，“大伯父要你過房承繼，我當然很放心，但也很合不得。我平日時常出門在外，不能多照顧你，我現在追悔不及。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