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本篇曾載1928年10月10日《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號。一編者注。
回想四個月以前，我猶似押送囚犯，突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兒女從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載上火車，送回鄉間，關進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獨居了四個月。這舉動究竟出於什麼旨意，本於什麼計劃，現在回想起來，連自己也不相信。其實旨意與計劃，都是虛空的，自騙自擾的，。實際於人生有什麼利益呢？隻贏得世故塵勞，做弄幾番歡愁的感情，增加心頭的創痕罷了！
當時我獨自回到上海，走進空寂的租寓，心中不絕地浮起這兩句《楞嚴》經文：“十方虛空在汝心中，猶如白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間裏的籃缽、器皿，餘薪、餘米，以及其他三年來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盡行送給來幫我做短工的、鄰近的小店裏的兒子。隻有四雙破侶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為什麼緣故），我不送掉，拿來整齊地擺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後來看到的時候常常感到一種無名的愉快。直到好幾天之後，鄰居韻友人過來閑談，說起這床下的小鞋子陰氣追人，我方始悟到自己的癡態，就把它們拿掉了。
朋友們說我關心兒女。我對於兒女的確關心，在獨居中更常有懸念的時候。但我自以為這關心與懸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種更強的加味。
所以我往往不顧自己的畫技與文筆的拙陋，動輒描摹。因為我的兒女都是孩子們，最年長的不過九歲，所以我對於兒女的關心與懸念中，有一部分是對於孩子們一一普天下的孩子們一一的關心與懸念。他們成人以後我對他們怎樣？現在自己也不能曉得，但可推知其一定與現在不同，因為不複含有那種加味了。
回想過去四個月的悠閑寧靜的獨居生活，在我也頗覺得可戀，又可感謝。
然而一旦回到故鄉的平屋裏，被圍在一群兒女的中間的時候，我又不禁自傷了。
因為我那種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鑽研，搜求；或敷衍，應酬，比較起他們的天真、健全、活躍的生活來，明明是變態的，病的，殘廢的。
有一個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領了四個孩子——
九歲的阿寶、七歲的軟軟、五歲的瞻瞻、三歲的阿韋一一到小院中的槐蔭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陽的紅味漸漸消減，涼夜的青味漸漸加濃起來。微風吹動孩子們的細絲一般的頭發，身體上汗氣已經全消，百感暢快的時候，孩子們似乎已經充溢著生的歡喜，非發泄不可了。最初是三歲的孩子的音樂的表現，他滿足之餘，笑嘻嘻搖擺著身子，口中一麵嚼西瓜，一麵發出一種像花貓偷食時候的“ngam ngam”的聲音來。這音樂的表現立刻喚起了五歲的瞻瞻的共鳴，他接著發表他的詩：“瞻瞻吃西瓜，寶姐姐吃西瓜，軟軟吃西瓜，阿韋吃西瓜。”這詩的表現又立刻引起了七歲與九歲的孩子的散文的、數學的興味：他們立刻把瞻瞻的詩句的意義歸納起來，報告其結果：“四個人吃四塊西瓜。”
於是我就做了評判者，在自己心中批判他們的作品。我覺得三歲的阿韋的音樂的表現最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歡喜的感情。五歲的瞻瞻把這歡喜的感情翻譯為（他的）詩，已打了一個折扣；然尚帶著節奏與旋律的分子，猶有活躍的生命流露著。至於軟軟與阿寶的散文的、數學的、概念的表現，比較起來更膚淺一層。然而看他們的態度，全部精神沒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們所見的完全得多。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隻是孩子們的所有物，世間事物的真相，隻有孩子們能最明確、最完全地見到。我比起他們來，真的心眼已經被世智塵勞所蒙蔽，所斷喪，是一個可憐的殘廢者了。我實在不敢受他們“父親”的稱呼，倘然“父親”是尊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