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我和文藻剛從歐洲回來，“七七”事變就發生了。我們在燕京大學又呆了一年，就到後方雲南去了。我們走的那一天，父親在母親遺像前燒了一柱香，保佑我們一路平安。那時傑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隻有涵弟一人到車站送我們，他仍舊是淚汪汪地，一語不發，和當年我赴美留學時一樣，他沒有和傑、楫一道到車站送我，隻在家裏窗內淚汪汪地看著我走。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對傷離惜別的悲痛的眼睛！
我們離開北京時，倒是把文藻的母親帶到上海，讓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那時我們對雲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著父親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後方，當時也沒想到抗戰會抗得那麼長，誰知道匆匆一別遂成永訣呢？！
1940年，我在雲南的呈貢山上，得到涵弟報告父親逝世的一封信，我打開信還沒有看完，一口血就湧上來了I……大人近二年來，瘦了許多，這是我感到傷心而不敢說的……誰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樣快……大人說：“伊哥住址是呈貢三台山，你能記得嗎？”我含淚點首……晨十時德國醫陳義大夫又來打針，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後即告我：“將我的病況，用快函寄上海再轉香港和呈貢，他們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這時大人麵色蒼白，汗流如雨，又說：“我要找你媽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兩針嗎啡之力，一時房中安靜，窗外一滴一滴的雨聲，似乎在催著正在與生命掙紮的老父，不料到了早晨八時四十五分，就停了氣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夢境？是幻境？最後責任心壓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還得活著幹……他的第二封信，就附來一張父親靈堂的相片，以及他請人代擬的文藻吊我父親的挽聯：分為半子，情等家人，遠道那堪聞噩耗
本是生離，竟成死別，深閨何以慰哀思信裏還說“聽說你身體也不好，時常吐血，我非常不安……弟近來亦常發熱出汗，疲弱不堪，但不敢多請假，因請假多了，公司將取消食糧配給……華妹一定要為我訂牛奶，勸我吃雞蛋，但是耗費太大，不得不將我的提琴托人出售，因為家裏已沒有可賣之物……一切均虧得華妹操心，這個家真虧她維持下去……孩子們都好，都知吃苦，也都肯用功讀書，堪以告慰，但願有一天苦盡甜來……”
這是涵弟給我的末一封信了。父親是1940年8月4日8時45分逝世的。涵弟在敵後的一個公司裏又挨了四年，我也總找不到一個職業使他可以到後方來。
他貧病交加，於1944年也逝世了！他最愛的也是最聰明的女兒宗蓮，就改了名字和同學們逃到解放軍區，其他的仍守著母親，過著極其艱難的日子……
我的這個最聰明最盡責、性情最沉默、感情最脆弱的弟弟，就這樣在敵後勞苦抑鬱地了此一生！
關於能把三個弟弟寫在一起的事：就是他們從小喜歡上房玩。北京中剪子巷家裏，緊挨著東廂房有一棵棗樹，他們就從樹上爬到房上，到了北房屋脊後麵的一個旮旯裏，藏了許多他們自製的玩意兒，如小鉛船之類。房東祈老頭兒來了，看見他們上房，就笑著嚷：“你們又上房了，將來修房的錢，就跟你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