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
我和我的弟弟們一向以弟兄相稱。他們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這小名是我的父母親給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為涵小名就叫細哥（“細”是福州方言“小”的意思），我的二弟為傑小名就叫細弟，到了三弟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隻好叫“小小”了！
說來話長！我一生下來，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請人算命，算命先生說：“這一定是個男命，因為孩子命裏帶著‘文曲星’，是會做文官的。”算命紙上還寫著有“富貴逼人無地處，長安道上馬如飛”。這張算命紙本來由我收著，幾經離亂，早就找不到了。算命先生還說我命裏“五行”缺“火”，於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釜”的大名，“婉”是我們家姐妹的排行，“整”字上麵有兩個“火”字，以補我命中之缺。但祖父總叫我“釜官”，和我的堂兄們霖官、儀官等一樣，當做男孩叫的。而且我從小就是男裝，一直到1911年，我從煙台回到福州時，才改了女裝。伯叔父母們叫我“四妹”，但“墼官”和“伊哥”的稱呼，在我祖父和在我們的小家庭中，一直沒改。
我的三個弟弟都是在煙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隻保留福州方言，如“細哥”、“細弟”等等。
我的三個弟弟中，大弟為涵是最聰明的一個，十二歲就考上“唐山路礦學校”的預科（我在《離家的一年》這篇小說中就說的是這件事）。以後學校遷到北京，改稱“北京交通大學”。他在學校裏結交了一些愛好音樂的朋友，他自己課餘又跟一位意大利音樂家學小提琴。我記得那時他從東交民巷老師家回來，就在屋裏練琴，星期天他就能繼續彈奏六七個小時。他的朋友們來了，我們的西廂房裏就弦歌不斷。他們不但拉提琴，也彈月琴，引得二弟和三弟也學會了一些中國樂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帶頭唱歌（他在育英小學，就被選入學校的歌詠隊），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聽收音機的時候，我還是喜歡聽那高亢或雄渾的男歌音！
涵弟的音樂愛好，並沒有幹擾他的學習，他尤其喜歡外語。1923年秋，我在美國沙穰療養院的時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寫的長信。病友們都奇怪說：“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用英文寫信？”我笑說：“是他要練習外文並要我改正的緣故。”其實他的英文在書寫上比我流利得多。
1926年我回國來，第二年他就到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去學“公路”，回國後一直在交通部門工作。他的愛人楊建華，是我舅父楊子敬先生的女兒。他們的婚姻是我的舅舅親口向我母親提的，說是：“姑做婆，賽活佛。照現在的說法，近親結婚，生的孩子一定癡呆，可是他們生了五個女兒，卻是一個賽似一個地聰明伶俐。（涵弟是長子，所以從我們都離家後，他就一直和我父親住在一起。）至今我還藏著她們五姐妹環繞著父親的一張相片。她們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為在華妹懷著第一個孩子時，我父親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老人遞給他一張條子，上麵寫著“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宗”字本來是我們大家庭裏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親說男女應該一樣。後來我的一個堂弟得了一個兒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個侄女，隻好叫宗仙。以後接著又來了宗蓮和宗菱，也都是父親給起的名字。當華妹又懷了第五胎的時候，她們四個姐妹聚在一起禱告，希望媽媽不要生個男兒，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們了。宗梅生後，華妹倒是有點失望，父親卻特為宗梅辦了一桌滿月酒席，這是她姐姐們所沒有的，表示他特別高興。因此她們總是高興地說：“爺爺特別喜歡女孩子，我們也要特別爭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