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適夷
一位素不相識的，安徽合肥市勞動局的任昌炘同誌，忽然寫信給我，問蒙鐵在哪裏工作。他是同鄉人蒙鐵小學時的同學，經過四十多年之後，在懷念這幼年的伴侶。接到這封信，我好久不流的眼淚流下來了。我給他寫了回信，我的手索索發抖。
蒙鐵是我的兒子，他在世活了十五年，而我們父子共同相處的日子，實在了了無幾，當他出生的時候，我正在南京憲兵司令部的看守所裏等候判決。我的前妻已生了三個女孩，他是第四個，是男孩，我母親多年才盼到了一個孫子是歡喜的，但立刻決定不許把這個喜訊讓我知道，怕我以為已給家裏留下了後代，對得起父母和祖宗，會決心上雨花台的。直到長期看守後判了筵刑，移解到中央軍人監獄執行，才知道家裏有了這個孩子，並照來信給孩子起了一個名字，叫做蒙鐵。在這以前家裏都叫他阿毛。直到阿毛蹣跚邁步，母親帶著孫子，千裏奔波到南京來探監。孩子第一次出門，一切都是新鮮的，連監獄也覺得好玩，而且第一次見到了自己親爸爸，滿心喜悅。獄中教誨所長沈炳銓給我特別優待，接見是在他的辦公室進行的。孩子讓穿著囚衣的爸爸親了一親，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東張西望，認一認這個初見的世界。但時間隻有三十分鍾，看守就押著我進牢房了。
七七事變後出獄，我得到暫時回家休息的許可，母親要求我至少住一百天，可是上海八一三的炮聲響了，在老家小書房裏，我再也呆不住了，鬱達夫來救了我，一封福建省府大官封的來信，我才得拜別母親，親親孩子，又離開了這個十年未歸的家園。那時候蒙鐵四歲，一個像小牛犢似結實的野孩子。
抗戰八年，解放戰爭三年，我奔走各地，與家人敘散無常，忘卻兒女正一個個地成長。1949年開國大典之後，從北京因公南下，才匆匆地最後一次探看了老家，城中那時隻有一所戴帽子的中學，蒙鐵曾被那位校長罵過“小土匪”，卻去考上距家八九十裏地的有名的白馬湖春暉中學，隻在周末騎自行車來回一百多裏回家一次，家裏已隻留下二個小男孩，我決定先帶蒙鐵到北上學。
這是11月的下旬，北京已進入嚴冬季節，我帶他去王府井，在東安市場買了一套厚實的棉製服，抽空子玩了一天。到處托人探聽可以插班的中學學。自己要上班，隻能給他一點錢，讓他獨自帶著遊覽地圖去玩兒。那是後來知道的。
這一天，他去北海公園回來，在路上被掏走了錢包，連搭公交車的錢也沒有了，個人摸索步行，走錯了路；直到天黑才到家，也沒說什麼。第二天就突然病倒了，渾身發燒，嘴邊破損一塊流出膿水，臉色通紅，機關醫務室剛進城的小辮子醫務員看了一看，說：“不礙事的！”給了幾片藥，哪知這天晚上大吐大瀉，滿床糞便，急得我手足無措，要了署長的專車，決定送醫院急診。協和醫院相去不遠，偏偏總務科長是愛國者，說那是帝國主義的醫院，應該去我們自己從解放區剛搬來的醫院。於是，到了天壇的華北人民醫院，據說是有名的學習白求恩大夫的好醫院。在好醫院掛上急診號，科長便搭原車辦公去了。我一個人伴著一個已經昏迷的病兒，在候診室裏等候了好久，才來了一位姍姍來遲的急診大夫，看了一看，沒說什麼，就把病人送進了一間空蕩蕩的別無病人的大病房，我獨自伴著昏迷的孩子，四顧無人，不見大夫也不見護士，像魯濱孫登上了荒島，一次一次出去找大夫，找護士，那門房值班的老同誌說：“今天恰巧是星期日，大家休假去了。”連值班的大夫也不知道到哪裏去了。倒是廚房裏有人，送來了一碗米粥，一碟鹹菜，可病人已失去了飲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