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白塵
1972年春節以後，忽然“皇恩浩蕩”，我第一次獲準探親假了！本來人各有親，探望家人是人的權利，但在我類“黑幫”，卻是例外。“人貴有自知之明”，我也從未存此幻想。但聽說張光年同誌邑向連部提出申請了，幾位朋友便慫恿我一試，我倆地位近似嘛。事出意外，報告送上以後，不久竟被批準了。而更出於意外的是：先提出申請的光年卻被駁回！論情況，他上有父母，比我更多一層親人；說路程，他可以乘京廣車直達，何以厚我而薄彼呢？事後才明白時機不對：當光年提申請時，美國總統尼克鬆正在北京訪問，所以不準。何以故呢？大概是怕“黑幫分子”攔輿告洋“禦狀”吧？於此可見，江青之流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在洋大人麵前也還是有點洋奴相的。真是孱頭！
不過我的探親假比別人要少四天，隻給十天，以示與“革命群眾”有別。
這在我，自然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便毫無怨尤地背上背包，提上行囊，欣然奔向縣城火車站去了。“歸心似箭”這句成語的滋味，這次才真正體會到。車到漢口，等不及買第二天的船票，便在車站混進一輛經過鄭州的列車，從鄭州又換乘南去的列車，真恨不得一步跨進南京城。
但火車越近南京，我卻越感到情怯。離家六年了，多愁多病的金玲，是如何苦苦撐持這個家庭的？兒女們該都長大成人了，當年離別時我曾安慰過他們說，自己問心無愧於黨，是沒有問題的。但前年，《紅旗》這份黨的刊物上點名批判了我，這會給他們造成多大的苦難？我是欣然歸來了，但能帶給他們以什麼安慰和希望呢？……
我忘了長江大橋已經建成，以為還要用輪渡過江的，不料火車已飛過大橋，緩緩進站了。金玲在月台上隨車奔走，一邊向我揮手，兒：女們也都睜大眼睛在找尋他們的父親。特別是小女兒，車已停穩了，她還在問她母親：“那是我爸麼？那是我爸麼？可見幾年的勞動改造，的確把我改造成另一副模樣了。寫“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詩人大概是衣錦還鄉的，所以頗有點欣慰之情。而我此時此刻究竟是悲是喜、是苦是甜，實在說不出什麼滋味來！連愛小提琴如命、不肯浪費片刻光陰的兒子，也到站上來接他父親了，總感到一點安慰吧，我於是從金玲和大女兒起一一擁抱了他們。他們有的憨笑，有的抹淚，而神經質的金玲則是邊笑邊抹眼睛，興奮不能自己。直到第二天全家遊玄武湖時，她竟然不顧嚴寒，解開頭巾，向湖揮舞，讓頭巾飄入湖中，隨波流去……
回家後被問的第一句話是：“你怎麼還用那個信紙寫信？”所謂“那個信紙”，就是歪歪斜斜題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字跡的那一種，我被問蒙了。於是第二句又問：“你不知道林彪摔死了？”我這才恍然大悟，去年9、l0月間，“革命群眾”常常神色緊張地背著我在議論什麼，報紙上好久又不見這位“副統帥”和“接班人”的行蹤，我也有過疑問，但被批鬥得麻木不仁的人，頗具有“國家事管他娘主義”意味，也懶得打聽。我不得不佩服我們幹校領導，竟然把這國人稱快的事對我們“黑幫分子”保密到五個月之久，而紋風不透！但我又不禁要問：林彪這個反革命和我們這些已被他打倒在地的“黑幫分子”並無牽連，按照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邏輯推論，我輩該被“解放”才是，為何倒對我們保密呢？那隻能這樣解釋：你等“黑幫”休得因林彪之死而猖狂，林彪的反革命事業“自有後來人”！
而回家以後的遭遇也能證明這一點。我的家裏是升了火爐的，倒溫暖如春，但一出臥室門，卻感到有如冰封。樓上住了一位某某局的首長，是一位“鐵麵無私”的“革命家”，對於我輩是目不斜視的一副莊嚴相，真是望而生畏。隔壁鄰居過去是同單位的一般幹部，倒是生得一副笑嘻嘻的麵孔；回家的第二天，他便來訪問過我，便未遇見，我聞訊後，馬上去回拜。但一見麵，不對了：笑嘻嘻的麵孔變得一板正經了，一開頭便大講其“目前形勢大好，而且愈來愈好”的一套，然後用教訓的口吻告誡我：回來之後，應該如何如何，不應該如何如何，等等，全是一派領導者的風度。領教回來以後，才知道此公目前正是我樓上那位首長手下的紅人。相麵的人有句術語，叫“相隨心變”；魯迅先生也有句名言：“一闊臉就變”，都是真理了。不過，我並非某局的幹部，這位首長如何關心起我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