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難的妻子兒女麵前，我是他們苦難的要源。我在他們中間能有什麼歡樂？況且，據了解，我那專案組裏一位同誌親筆給陳虹複過一封信，曾經明確告訴她：“《紅旗》上的文章，就是你父親曆史的結論！”這專案組是隸屬中央的，這一說大概是“鐵案如山”了。自然，家人們並不願相信這個論斷，而以林彪一死，形勢總會好轉相慰藉：而我也不敢說出對江青之流的看法，隻用我的樂觀估計來影響他們。互相安慰，都是言不由衷的。
人是有惰性的。俗語雲：“討飯三年不做官”，便是惰性作用。我這個鴨倌，在此時此地，卻頗有寧願與我的群鴨為伍以終天年的想頭。因為我那鴨群實在比這兒的那些“人”更富有人性，但這句話不能說出口，那是要傷親人們之心，還得強打精神，歡樂一番。當此時也，上海的大侄女、北京的金玲老同學，都聞風趕到南京，一以探望，二以祝壽一我六四初度正巧是在這假期裏。於是和客人及全家都去中山陵會餐了一頓，菜肴自然豐富，我和大家也都很歡樂，但是不知為什麼，總覺得這次祝壽卻遠不如四年前在牛棚裏私自祝壽那麼高興。
何以故呢？大概是苦中作樂另有趣味吧？
1968年春，中央專案組設立了我的專案，我升級了。前此作家協會所搞的專案組則不算數，一切從頭來起。首先，自然是自我交代。這個專案組頗像樣得多，有專門一間房間，三位組員各據一案而坐，讓我坐在中央一張折椅上。
四邊不靠，這自然是審訊的樣子了。這我並不在乎，有些外調的人就有這種癮，名之為“提審”，而且連座位也不給哩！於是我就從出生之年起，像編年史般地一年一年“如數家珍”講下去，既無底稿，也無提綱，倒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但審訊者並不滿意我這態度，不時來個打斷、插問，或者加以評論，諸如“老奸巨猾”、“你不要欺負我們年輕！我們有的是顯微鏡和望遠鏡”之類。但有些極簡單的道理，並不需要什麼“鏡”的，比如1927年“四·一二”以前的國民黨員有左派右派之分、國民黨區分部並沒有什麼“書記”之類名稱等等這類常識性問題，也用“鏡”來照了一小時以上，可很費時間。因此，我這整一花甲的編年史，足足講了三個整天。
這次“三堂會審”是有分工的：一位是武生，動不動要作揮拳動武狀，並說：“你經得住我三拳頭麼？”老實說，他孔武有力，我連一拳也吃不消。另一位是軍師型的小花臉角色，麵無血色，經常陰陽怪氣、冷言冷語對我來點“諷刺文學”。最後一位唱的是須生，扭轉僵局，從正麵教育我的，每每是他。但他們忘了我是20年代就當過演員的，他們的表演並不出色，是用非所學了。不知他們後來改行了沒有？
三天交代以後，由須生出麵問我：“你所交代的都敢負責是真實無誤的？你敢依照所講的寫出書麵材料而無出入？你敢在所寫材料上打手印？”
我回答了三個“敢”字。
“那你二十四小時以後，即明天此時此刻，寫出交來！”
這一著可厲害，二十四小時以內要寫出兩三萬字材料，能行麼？但我忽然想到明天正是我六十大慶的日子，人生不能有兩個花甲，能不自我慶祝一番？一看表，正好六點，下班了，便說：“好吧，明天此時此刻我交卷！”
既誇下海口，便打算當晚不睡，來個夜戰。但是眼睛不爭氣，12點以後撐不住了。於是心一橫，睡覺！第二天一清早，神清氣爽，提筆直書，一直寫到五點三刻，完稿了！我可洋洋得意，先對三十多年的老友張天翼打了招呼，叫他下班時等我一路走。然後找到那位須生，遞上書麵材料。他似乎出於意料，連連“哦”了幾聲，接過我寫的材料發楞。
我便以勝利者的口吻挑戰說：“讓我打手模腳印吧！”
他遲疑一下，說：“讓我們看了再說。”
這時下班鈴響了，我扭頭就走，拖了天翼直奔東華門大街春華樓菜館。他連問我什麼事，我隻笑而不答，叫了三菜一湯，六兩水餃和兩瓶啤酒，大吃大喝起來。吃到杯盤狼藉了，我才告訴他原委，是請他來為我祝壽的。然後撫掌大笑，感到無比痛快。一一自然，我這樣飄飄然，頗有阿Q氣。但當時想，“精神勝利法”也可以一分為二吧？
但是當我把這故事講給家人聽的時候，他們並不大笑，而隻現出一絲苦笑來。我知道自己又錯了，正如我津津樂道我所愛的鴨群時那樣，這不會引起他們的共鳴，卻使他們產生反感。我應該快快活活地和他們暢度這個假期。於是遊湖呀，拍照呀，講笑話、做遊戲呀，但是每人心上都罩著一片陰雲：假期馬上要過去了，我什麼時候才能再回來？回來時是否真個平安無事了呢？……
這種離愁別緒，終當我假滿離家，全家在車站月台上送別時總爆發了。妻子兒女個個都熱淚盈眶，對車上的我一再叮嚀珍重。我確實後悔了：我這十天沒能給予他們足夠的安慰！特別是金玲，一位醫生曾背後告誡我：“她這神經質的人，已有神經官能症的征兆了，不能再受刺激。但我此時如何安慰她呢？我隻能忍住淚水，強顏歡笑說些閑話。但四雙淚眼正對著我，而火車遲遲尚未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