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虹
父親極其平凡，他一生隻知道默默地耕耘，在一遝遝的稿紙上。就連他的去世也是那麼靜謐，在一個初夏的深夜，沒有驚動任何人。然而阿甲先生送來的挽聯，卻讓我細細地品出了父親的不平凡一一“坎坷踏塵世，執筆到白頭”。
這是父親一生的寫照，也是父親一生的追求。然而我卻始終搞不清，到底是塵世間的坎坷導致了父親去選擇執筆到白頭的人生道路呢？還是執筆到白頭的選擇給父親帶來了他這一生的萬般坎坷？我總覺得父親這一輩子活得太苦、寫得太累了，盡管他從來無悔。他似乎是從創作中獲得了他人所無法理解的樂趣與力量，他是真正地得到了屬於自己的欣慰與滿足。
父親能成為知名的作家，這頗有些令人意外。論遺傳，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爺爺奶奶，均為平民百姓，其文化水準也僅止是“脫盲”而已，絕對沒有任何“基因”可談。論故鄉，那就更談不上什麼“鍾靈毓秀”了。蘇北平原是既無名山，又無大川，在幼年的父親眼中，滿目都是黃河改道後遺留下來的一片灰黃，實在是難以孕育出詩人與藝術家的。至於說後天的“啟蒙”，則更為可憐，其家貧難以讀書姑且不談，僅家鄉的閉塞，竟使他十八歲以前根本不知魯迅是何人《新青年》為何物，以致當他第一次看到《易卜生集》時，還以為是一本卜卦的書呢。父親曾戲稱自己說，在成才的路上，他是徹底的“先天不足，後天不良”。
我是在父親四十歲上才來到人間的，而且是他與母親的頭生女。為此我知道了在其之前不僅父親自己窮，而且他的祖上也窮。因為他說過，之所以1948年才讓我投胎人世，完全是因為這一年父親進了上海昆侖影事公司，有生以來第一次領到了固定工資。父親年輕時何嚐不相讀大學，不想出國深造，但家境的貧寒使他隻能“另辟蹊徑”——1926年，十八歲的他懷揣著依靠獎學金才勉強獲得的初中畢業證書，隻身來到上海，投考了一家“野雞大學”，隻因它不追究學曆。父親終於半工半讀地上了、兩年大專，其間又因屢屢停辦而連續換了三個學校，直到終了也沒能拿到一張正式的文憑。晚年時，父親每每歎惜自己的命運：此生既無像曹禺那樣的接受正規化高等教育的機遇，也無像吳祖光那樣的被公認為“神童”的天賦。他將自己以前寫下的一句話印在了《陳白塵論劇》一書的封麵上：“像我這樣一個自學式的寫劇人，隻好在黑暗中摸索……”
我的確很同情父親，聽母親講，抗戰期間父親寫《大渡河》時，頭發整把整把地掉，一夜之間竟能將枕頭都蓋黑了。父親稱自己是在一條布滿了荊棘的路上吃力地探索，該時他才三十四歲。
但是父親最終還是選擇了文學，而且用今天的話來說，竟也自學成了才。
這是因為當年的私塾老師薑藩卿先生慧眼識珠，每每在他那與眾不同的作文上畫滿紅圈，以致引起了他寫作的興趣呢？還是因為初中的校長李更生先生教育有方，讓他首次學習到了白話文，並接觸到了文明戲？再或是因為南國藝術學院的院長田漢先生偏愛有功，屢屢讓其粉墨登場扮演劇中角色，終於被“潛移默化”了呢？父親十六歲那年即開始投稿了，而且他的“處女作”《另一世界》竟然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世界》雜誌上獲得了征文比賽第十一名。這頗有些令他這個小縣城裏的初中生驚喜若狂了，因為在他的名次之後還有好幾位大學生呢！十九歲時父親又膽大妄為地邀了幾位同學，編輯出版了鉛印的“個人雜誌”一一《萍），並且拿到當時紅極一時的新月書店門市部去銷售，這該是父親在文學道路上邁出的第二步。
但不管是薑藩卿也好，李更生也好，以及後來的田漢也好，均沒有一個人教他寫過戲，教他怎樣當作家。他們更多地教他的是如何做人，如何奮鬥，如何與命運抗爭。父親由衷地感激他們，他始終稱他們為自己的“恩師”。
如果說父親當初選擇了文學，還僅僅是憑著興趣的話，那麼他成為革命作家則完全是命運的安排了。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出版作家回憶錄《我的第一本書》時，曾向父親約稿。父親在文中的回答是：“我的第一本書為1936年出版的《曼陀羅集》。”也就是說，父親認為他從此時起才真正算得上是一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