侶倫
我的舅舅同辛亥革命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每到辛亥革命紀念的日子，我不期然地會想起他。
我有四個舅舅，誌趣都不相同。一個是純樸的農人，在九龍鄉村裏從事耕種；一個是市儈味很重的小商人，在市區裏開店，兼做物業經紀；排行最尾的一個是‘讀書人’：開明的知識分子；還有年長的一個大舅舅，我根本沒有見過麵，卻最引起我少年時代的幻想。因為在我知道有這大舅舅的時候，人已經不存在了。我隻是從母親口中，聽到過這個大舅舅的事情。
據說，大舅舅是幾個兄弟中最特異的一個。他精明又勇敢。他名叫朱基，因為接受了孫中山宣傳的革命思想，大膽地把辮子剪掉，村裏的人就給他一個渾號：‘無辮基’。他很早就離開家庭去做‘革命黨’，追隨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這方麵的事跡我知道得很少；隻是聽母親說過：民國初年，軍閥龍濟光在廣州掌權，為了排除異己，耍出卑鄙陰謀：在一個中秋節晚上，特地派了轎子去接我的大舅舅到公館‘賞月’，同時被邀請的還有當時因以嚴厲手段維持社會治安出名的警察廳長陳景華。到了中途，武裝的‘護送’人員走到轎子前麵，扳住手槍說：‘對不起，朱基，這是上頭命令，與我無關。’隨即向兩輛轎子連轟幾聲。就這樣地消滅了兩條性命。
我年紀稍大，跟了母親去九龍大砌村探望外祖父時，才在古老住屋裏見過壁上掛著的大舅舅的半身像。頭戴昂起的黑色氈帽，穿著不大稱身的黑色洋服，沒有結領帶。這是清末時候一些人初穿洋服的異相。麵對著這副樣相，除了肅然起敬，誰敢有半點其他的心理昵？但是我在這裏要提起的，卻是排行最尾的那個舅舅。他不像他上頭的兩個兄長那樣庸碌過活，卻是兄弟中唯一要繼承大舅舅遺誌的人。隻是他缺少我想像中的大舅舅的脫略性格。在短小精悍身軀上賦有自己獨特的氣質。他的為人穩健而又沉著，不大愛講話。在舅舅中我較為喜歡他。到了知道他不但寫得一手好字，而且還曉得打拳的時候，我這個幼稚的外甥簡直有幾分崇拜了。
為了生活，這舅舅曾經在香港一間有名的洋人酒店幹一份卑微的工作。為了每天上下班的便利，他寄居在灣仔地區我們的家裏。這樣，大家便有了更多的接近機會。在這期間，他對我總是保持著一種客氣中的親切態度，對於我不明白的事情，隻要我向他請教，他便給我指點，有如一個輔助教師。可是另一方麵，在偶然閑下來時，他卻又借讀我的課外讀物（其實對他說來這是可笑的），似乎要彼此把彼此的誌趣拉近，好讓大家方便相處。我察覺出來，在他的眼中，我這外甥還算得是個‘孺子可教’的家夥。我最記得的一件事是，有過一段日子，當我放學回家吃午飯，他往往利用往酒店上班之前的一點時間，打開一本英文的《泰西五十名人傳》，邊讀邊向我講述裏麵的名人故事。這是我感到這時期生活中最幸福的時辰！
但這樣的日子是不長的。
上海‘五卅慘案’發生的時候，全國民情激憤！為抗議帝國主義者暴行而到處起來的罷工罷市罷課的浪潮也由內地蔓延到香港來。社會一片蕭條，彷如死市。在人心惶惶之中，我們也像許多人一樣，全家離開香港。舅舅拋開了酒店職務，伴送我們一家回鄉下去‘避亂’。他是另有打算的。在安頓好我們的家，耽擱了一個短時期之後，他便離開我們，輾轉到廣州去。在那裏，正彌漫著如火如茶的革命氣氛：‘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呼聲震動全市。北伐軍正在向徹底勝利的階段前進！
舅舅到了廣州之後不多久，我們便接到他的來信報告消息：他已經順利地考進了‘學生軍’。
‘學生軍’，當我還在學校的時候就聽老師們談論過：那是廣東很有名的青年軍隊；是北伐軍的骨幹隊伍。我暗自為舅舅的前途高興。他要繼承大舅舅遺下的心願已經實現了第一步了。
198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