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什麼時候起，她們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電影，倒是她們帶我看，介紹某某明星如何，什麼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後園乘涼，盡管天還沒黑，我如要回房取些什麼東西，單獨一人不敢去，總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們不像我膽小。寒假如逢下雪，她們一老早便來叫我：“絳姐，落雪了！”我趕忙起來和她們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們還吃雪；到後園石桌上舀了最幹淨的雪，加些糖，爸爸還教我們擠點橘子汁加在雪裏，更好吃。我們三人凍紅了鼻子，凍紅了手，一起吃雪。我發現了爸爸和姑母說切口的密訣，就教會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練習。我們中間的年齡差距已漸漸拉平。但阿必畢竟還小。我結了婚離家出國，阿必才十三歲。
1938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媽媽已去世，阿必已變了樣兒，人也長高了。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講避難經過，講媽媽彌留時借住鄉間的房子恰在敵方炮火線上，四鄰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準備和媽媽同歸於盡，力勸阿必跟隨兩位姑母逃生，阿必卻怎麼也不肯離去。阿必在媽媽身邊足足十五年，從沒有分離過。以後，爸爸就帶著改扮男裝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難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艱苦。可是我們有爸爸在，仿佛自己還是包在竹籜裏的筍，嵌在鬆球裏的鬆子。阿必仍是承歡膝下的小女兒。我們五個姊妹（弟弟在維也納學醫）經常在爸爸身邊相聚，阿必總是個逗趣的人，給大家加添精神與活力。
阿必由中學而大學。她上大學的末一個學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
畢業後她留校當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語教師。阿必課餘就忙著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動，成了聯絡的主線。她又是上下兩代人中間的橋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齡接近，也最親近。不論她到哪裏，她總是最受歡迎的人，因為她逗樂有趣，各家的瑣事細故，由她講來都成了趣談。她手筆最闊綽，四麵分散實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 herself”（分配自己）。她總是一團高興，有說有講。我隻曾見她虎著臉發火，卻從未看到她愁眉苦臉、憂憂鬱鬱。
阿必中學畢業，因不肯離開爸爸，隻好在上海升學，考進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主管這個學校的是個中年的英國修女，名Mother ThoHlton，我女兒譯為“方凳媽媽”。我不知她在教會裏的職位，隻知她相當於這所大學的校長。
她在教員宿舍和學生宿合裏和教員、學生等混得相當熟。“方凳”知道楊必向往清華大學，也知道她有親戚當時在清華任職。大約是阿必畢業後的一年一一也就是勝利後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當時稱北平）開會。她告訴楊必可以帶她北去，因為買飛機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錯失時機，隨“方凳”到了北京。“方凳”開完會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華當了一年助教，然後如約回震旦教課。
阿必在震旦上學時，恰逢默存在那裏教課，教過她。她另一位老師是陳麟瑞先生。解放後我們夫婦應清華大學的招聘離滬北上，行前向陳先生夫婦辭行。
陳先生當時在國際勞工局兼職，要找個中譯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楊必，陳先生覺得很合適。阿必接受了這份兼職，勝任愉快。大約兩三年後這個局解散了，詳情我不清楚，隻知道那裏報酬很高，阿必收入豐富，可以更寬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後“方凳”隨教會撤離，又一說是被驅逐回國了。“三反”時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務”。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務”的關係。我以為隻需把關係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這位“特務”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呢！可是阿必說不行，已經有許多人編了許多謊話，例如一個曾受教會照顧、免交學費的留校教師，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說“方凳”貪汙了她的錢等等離奇的話。阿必不能駁斥別人的謊言，可是她的老實交代就怎麼也“不夠”或“很不夠”了。假如她也編謊，那就沒完沒了，因為編過了頭也是永遠“不夠”的，她不肯說謊，交代不出“方凳”當“特務”的任何證據，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檢討”，也就成了“拒絕改造”。經過運動的人，都會了解這樣“拒絕”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強的堅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憑什麼也不必回護一個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並非出於這位修女的賞識或不同一般的交情，隻為原已選定留校的一位虔誠教徒意外地離開上海了，楊必湊巧填了這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