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苗子
我媽媽生下兄弟姊妹共十多人，大哥黃祖芬出生於清光緒末年，正是孫中山等領導的反清革命潮流澎湃之際，先父冷觀先生，在香山（後改中山）縣奔走革命，大哥即勤助母親，操持家務。父親遭袁世凱爪牙、廣東督軍龍濟光速獄，大哥還是青年，四出奔走。後來父親出獄到香港任《大光報》主編，大哥得以就讀華仁書院，結業後留校任教。同時兼任父親所辦的中華中學英文課。
其時父親以勞瘁致疾，經常臥病，家務校務，逐漸由大哥肩負這副擔子，其時二哥英年早逝，四哥為了憤恨日寇侵略，離開香港，經延安派赴晉冀察邊區，最後在敵人5月掃蕩下壯烈犧牲。我在1932年淞滬抗日戰爭時期就已到了上海。其他弟妹的衣合教育，都是母親和祖芬操心。由於大哥早年就飽經風霜，所以他個性沉默，克儉克勤，一生忠於教育事業，勤懇培育下一代，讀書之外，沒有其他嗜好。如果說一個人一輩子結下一筆總賬是：給予人的多，取諸人的少，那麼祖芬就是這樣一位典範，而這種人，往往又是不大被人注意的。
大哥祖芬逝世，我因遠在澳洲，無法來香港奔喪。現在已過數月，從親友來的電傳及剪報中，知道悼念儀式、喪葬等事已經完畢，給自己記下一點哀思，向國內朋友介紹一點他的生平事跡，我想，還是必要的。
我個人覺得一個人的生死，並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無須驚動社會，我曾經半開玩笑（其實是很認真的）寫下兩次“遺囑”公之於世，大致是：不搞追悼會，不出喪，不發“訃聞”，不要骨灰盒，不留骨灰等等。但這僅是我個人對自己身後的處理方式，我自然也尊重別人和自己親友的方式。這次的追悼儀式，聽說親朋學生，約有一千多人（當然絕大部分應是他的學生），可見一個好人離開這個世界，舍不得他的人還是不少的。
大哥在我們父親冷觀先生生前創辦的中華中學教書多年，1938年父親逝世後，他接著主持中華中學。日寇侵港時一度在廣西柳州籌辦複校，不久柳州淪陷，辛勤籌劃的學校就隨之蕩然。日寇投降後，大哥回港恢複了中華中學，直到70年代，中華中學又改為育華中學，他為香港的教育事業，奮鬥了一輩子。
說大哥奮鬥了一輩子，這不是空話，二三十年代，在香港主持一家私立學校是十分艱苦的。學費抵不上物價，年初收入的學費，馬上要還去年韻欠債。
家中經常一貧如洗。甚至靠母親做點心補貼。大哥不愛交遊，不近權貴，全心全意地把心思放在教好學生做人向學、讀書明理。他可以說是教書之外，什麼嗜好都沒有的“完人”。（現在已九十餘高齡、抗戰初期在香港曾和祖芬有來往的文藝界前輩夏衍，當年曾戲稱祖芬為“萬世師表”。）
教師和學生，都親切地稱祖芬為“芬先生”或“黃校長”，黃校長是始終受到尊敬的。我曾對朋友說：我哥哥是陶淵明筆下的“五柳先生”，他“閑靜少言，不務名利”。這“不務名利”的背後，有一股力量在支持他“首先是教育家的“身教”，對同事、對學生以身作則；其次是當年殖民地氣息濃重的香港，激發他的愛國情緒，日寇的侵略，更使他明白一個教育家的沉重擔子，他孜孜於教育青年，目的是讓後一代明白，自己的“小我”之外，更重要的還有一個國家民族的“大我”，大我富強康盛，小我也就無上光榮。否則黑頭發黃皮膚，到哪裏也隻是個二等、三等公民。他不久前曾說過，若能活到“九七”，親見英國國旗在香港降下，是人生一大快事。“芬先生”一心放在教育上，名利，至少在一位教育工作者，是不分心去“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