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岡
當“四人幫”還囂張於台上的時候，外交部的一位司長每次到我家來，總是很少提及他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在照例問過我和徐盈的健康之後，便尷尬地沉默了……
這尷尬的沉默，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把本來是同一方的戰友和至親，活生生隔在了兩邊！一邊是他一一弟弟、共產黨員、高級幹部；一邊是我們一一姐姐和姐夫、記憶中的共產黨員、現實中的“右派分子”，盡管早摘了“帽”！
總沉默也不像話，司長把手伸向剛剛洗淨的蘋果，並推開我遞過去的小刀，連著皮就啃起來。啃了一個不等再讓，又拿起第二個……蘋果這般好吃？想他心裏也必有隱衷。看來他不僅是司長，而且還是我的弟弟！每逢此時，我的眼睛總要發酸，為了避免淚水落在當麵，我便時常借口廚房有事而離開房間。一一於是我站在院子裏，臨窗偷窺弟弟吃蘋果，偷窺他和徐盈聊著真正無聊的話……我難過，緬想著往昔親密無間的姐弟情，又深深埋怨事情已過去近二十年，弟弟還要和我們“劃清界限”！但是後來，我終於同情起弟弟——在他被“安東尼奧尼事件”牽扯進去的時候。
安東尼奧尼一一著名電影導演、意共的黨員，是有關方麵已經決定了要請他訪問並拍片，於是弟弟便履行了以司長名義簽發邀請的例行手續……這到底算誰的責任呢？我搞不懂。1957年後，弟弟在我心中的形象明顯起了變化一一他急遽地“穩重”和“成熟”起來，幼年間的稚氣和青年期的朝氣都已掃蕩殆盡。他工作是一絲不苟並夜以繼日的，但不能說就是無可挑剔，因為創造性越來越看不到了。是不善於創造？還是不敢創造？……且不管我是如何窮思冥想，反正我是見不到親愛的弟弟了一一他已從司長的位子被拉下馬，被遣送到京郊幹校去看管勞動工具。盡管每個周末都可回城一天，但弟弟一這位正在過江的泥菩薩，卻再不敢登上我家的門坎了。
幸喜沒過多久，就盼到了那個舉國狂歡的時刻！我們合家高興一隻為國家、民族能逃脫劫難而歡呼，卻未敢期冀自己有朝一日會得到改正。而此際，弟弟被任命為駐非洲一個國家的大使，當月就必須和我們告別，和他那久患肝病的妻子和三個在外地的女兒告別，獨自背著大使重任及因“安東尼奧尼事件”帶來的恥辱去上任。為此，當弟弟急匆匆在“東來順”舉行告別家宴時，親戚們紛紛起身祝酒，我卻呆坐不動一一心潮就像火鍋中的湯水那樣翻騰！最後沒奈何，把突然冒出來的兩句話送給了弟弟：“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在弟弟赴非的五年當中，我已獲得改正，並重新擔任了《旅行家》的主編。
當弟弟也終於洗清不白之冤並奉調回國的時候，我卻因腦血栓躺在一間有十六張床的大病室中搶救。同來的弟媳在我麵頰上輕輕一吻，使我從昏迷狀態中醒了過來一啊，弟弟，我終於又見到了你！弟一弟向我的孩子問過病況，沒顧上多談，一一醫生也不準他多談，便匆匆告辭。不一會又乘車轉來，一個人躡手躡腳把病房門推開條縫兒。，把侍奉床側的外甥招出室外，交給他一盒剛從老戰友處拿來的進口針劑，自己則從門縫兒外向我的病床凝視了許久，才轉身慢慢走去……
當弟弟開始在另一個機關任職，我開始回家療養之後，我們見麵機會漸漸多了，我和弟弟的談話又恢複到幼年間那種帶有高度隨意性的自由狀態。我十分感慨：姐弟情上的裂痕能夠得以彌合，當然是件好事；但出身於同樣家庭、同時走上革命道路的親姐弟，後來卻有著“天壤之別”的境遇，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是姐弟天性不同所致？還是參加革命後的經曆差異所形成？我長期咀嚼著，思考著……終於欣喜地有了一點發現！然而我又必須先追述一些往事……
我長弟弟6歲。我們出生在一個曾經留日的植物學教授的家庭裏。弟弟出生時，教書的父親還在北京的教育部中兼了一份“視學”，恰與魯迅同事。不久家道中落：舉家遷回故鄉蘇州。我在蘇州讀完高中，毅然辭家返回北平繼續求學，不久進入《大公報》，開始了漫長的采訪生涯。由於我和徐盈的影響，弟弟自幼便讀趕不少革命書刊，後來到北平上高中時，更接觸到一些進步組織，並參加了救亡活動，1937年，弟弟高中畢業轉赴武漢一一因我當時在武漢的《大公報》辦事處工作。由於我和徐盈的介紹，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董必武同誌接見了弟弟，並介紹他轉道延安，當了“抗大”學員。次年，我和徐盈在武漢入黨，弟弟在延安入黨。不甘國破家亡而熱血沸騰，是培植我們姐弟情的共同土壤，同時參加了先鋒隊組織，使已經破土成長的姐弟情更綻開了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