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性堯
1955年到南京時，在雨花台逗留了一下，原是去遊覽的，也沒有特別印象好說。十五年後，重臨其地，卻為了掃墓而去，墓中人是我的長女。當我們拔去了野草，點上了清香，把一個小小的花環放在石階上時，一陣風來，那香煙便嫋嫋上升，隨即似斷似續，散在空中，終於消失了。但我相信，它在太空裏仍會散發著馨香。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麵對親人的墳墓時也會感到，幽明之間，自會有一種精誠在脈脈流通著。
我們去的那天，清明節已經過了半個月，要掃墓的都已掃：過了，周圍非常寂靜，偶爾隻有幾聲鳥啼。是的，如果不是為了掃墓，這地方本來不大有人去。
她也許在責備我們，到了清明，還不見一個親人來望望我。
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人物。在中學時，她媽媽老是以喜悅的感情，說她是在紅旗下長大。這話原是事實。可是出於慈母之口，又另有一種感情。她是1939年出生的，文藝界一些朋友，曾經撫弄過她，有的還和她拍過照片。億萬人民渴望的新中國成立了，她梳著小辮子，懸著腰鼓，在祖國的廣闊大道上扭著秧歌。到了二十八歲，她已經擔任了外語係的助教，這個小人物便隕滅了。
當時新婚才六個月，還帶走了一個未臨塵世的胎兒。這時候，紅旗也在祖國的大地招展。
她的原籍是定海，出生於上海，隕滅於常熟，安葬於雨花台，因為她的公公婆婆也葬在那裏，當時我和我妻子卻還漂泊似的苟活著。她留下的就是那麼幾顆腳印，那腳印卻是幹淨而堅實。
她並不是為了說過“江青就是藍蘋”之類“防擴散材料”而遭受迫害的。
半句也沒有說過。隻是因為懷孕緣故，在下鄉之前曾到醫院去檢查，由於初次懷孕，不熟悉檢驗手續，送去的不是清晨的小便，因而在上海多留了一天。到了鄉下，便成為遲到，那時候下鄉勞動就像朝拜聖地一樣。其實她在上海時已經向組織上請過假，組織上知道她懷孕，還叫她不必下鄉，但她還是下去，連棉被都帶去。到了鄉下，受到責問時，她就理直氣壯地頂住了。接下來就橫施壓力，當作“階級鬥爭”的反麵教材來“教育群眾”，小人物的身價大為增加了。
她主動接近貧下中農，就說她是“腐蝕”；她帶去驅蚊劑，就說她”擴大城鄉差別”。她在遺書中說：“我句句駁回去，一句也沒有接受”。逆我者亡，曆來如此。她死的那個鄉下，據說是林彪樹立的“紅旗單位”，這就更犯了“破壞無產階級司令部威信”的大罪，正像她丈夫說的：“不死也有罪，死了更有罪。”
她在遺書中曾說“死不瞑目”，這本是一句常語，可是十年中有多多少少逝者的雙眼是無法閉上的。這些逝者，生前又都是強者，從而使人們一談到“政治運動”，很難從應有的善意上去看待。
如果暴力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那末，在我的心頭卻有個鮮明的形象在浮動：8月的帶有暑意的晚上，一個懷孕兩月的年輕女教師，挺立在祖國的江南曠野裏，麵對瘟神而無所畏懼。她始終以赤子之心擁抱著社會主義，凝望著五星紅旗。她的頭上是碧澄澄的青天，明瑩的月亮永遠為她作證。
為什麼要選中她？當然還有一些外因和內因，例如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我當時已打入另冊，五口之家被趕到一間矮平房裏；她本人通曉俄語、英語，讀了一些19世紀的西洋文藝作品，很喜歡普希金。自從懂得讀書要用功這一道理，一直刻苦鑽研，考不上五分心裏便難過，對事物敢於獨立思考，努力使大腦變得有用。自然也有些鋒芒和棱角，這些正好是在劫難逃的“白專”典型，所以，她死後的“結論”非得說成“受修正主義教育的毒害”不可，差一點就是咎由自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