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認為，天下大亂的根源在於人們“不相愛，交爭利”。人們多為私利考慮，不肯為他人出力，不肯將多餘的財物資助他人，不肯用正確的道理開導他人，因而造成了“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要消除這些社會弊端，惟有推行“兼愛”：“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如果能使天下人都兼相愛，做到“愛人若愛其身”，天下就可以治平了。麵對諸侯爭霸、戰爭相繼的局麵，墨子熱望能夠出現一個“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的社會。
為推行“兼愛”的社會理想，墨子堅決反對一切非正義的戰爭。他認為竊人桃李，取人牛馬，謂之不義；攻人之國，導致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更為不義。由是他提出了“非攻”的主張：“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 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這種是非顛倒的現象應堅決反對。因而墨子在政治上力主“尚賢”，主張“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堅決反對“無故富貴”。在思想上，墨子主張“尚同”，他認為天下的亂源在於人們思想的混亂，在於人們各有其義，因此主張選擇天下賢良聖智之人舉為天子，然後“一同天下之義”，做到“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的這些政治主張根本目的是要為“農與工肆之人”創設民主安定的社會環境。
為了實現“兼愛”的社會理想，墨子提出了注重功利、講究實用的治國主張，以保障人民的生存需要和物質生產的進行。為此，治國必須貫徹“節用”的原則，無論衣裳、宮室、甲兵、舟車，統治者都要做到“用財不費，民德不勞”，並保障各行業的手工業者能按他們的專長從事工作。其次，治國者必須力行“節葬”原則，如果聽任儒家“厚葬久喪”的習俗流行，必然導致“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與此相關的是“非樂”，墨子反對儒家關於“弦歌鼓舞，習為聲樂”的主張，認為這“將必厚措斂於萬民”，既不能幫助生產，又不能幫助保國，而且還妨礙統治者“蚤(早)朝晏退，聽獄治政”，妨害農夫“蚤(早)出暮入，耕稼樹藝”。要推行這些原則，墨子還強調“非命”，即強調憑借人的主觀努力去爭取國家的富強安樂和個人的幸福，而不屈從於命運。
墨子用下麵這段話概述了他的治國主張：“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 ‘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 ‘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要實現這樣的治國主張，推行“兼愛”的社會理想，墨家主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能自覺愛護別人的“兼士”，這樣的“兼士”能夠“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由此治理國家，社會就會太平。
為了培養“兼士”，墨家學派紀律嚴明，艱苦樸素。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但其實有君子與小人之分，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的說法；而墨子則明確宣布以“匹夫徒步之士”為教育對象。儒家私學規定以“行束脩”之禮為入學條件，而墨家私學則以先行勞苦服役為入學條件。墨家私學的弟子平日皆能吃苦耐勞，穿粗衣，著草鞋，日夜操勞，食不得飽，自覺地與賤人為伍，危難之際敢於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墨家的教育內容也與儒家不同。它反對禮樂教育，而重視科技教育。為實現“兼愛”理想，墨家重視武藝的學習，以反對非正義的戰爭。墨家重視科學技術的研究，以幫助“農與工肆之人”。在墨家後學所著的《墨經》中，涉及幾何學、物理學、光學、數學等方麵的知識，例如在機械方麵，談到了低速、高速、有窮、無窮等問題；在數學方麵，提出了無限小、無窮大的觀念，發現了零的概念，幾何學上的點、線、麵問題；在力學方麵，闡明了杠杆、天平、秤、滑車、斜麵的理論；在光學方麵闡明了倒影、平麵鏡、凹麵鏡、凸麵鏡的原理，這些都為我國科技發展史和科技教育史寫下了極為難得的光輝篇章。此外，墨家還 注重辯論學、邏輯學。這些都說明了墨家的教育內容大大突破了儒家“六經”的範疇。
墨家的認識論具有唯物主義因素。墨子認為，知識來源於親知、聞知和說知。親知屬於直接的知識，靠與外界接觸的感覺、印象、知覺而獲得。聞知屬於間接的知識，靠聞見和讀書獲得。說知屬於推論的知識，所謂“察類明故”，就是運用邏輯思辨，進行類推，獲取新的知識。墨子對檢驗知識提出了“三表法”，即用三個標準去衡量是非。首先要“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即根據曆史實際；其次要“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即根據社會實際；最後要“觀其中國家人民之利”，即根據人民大眾的利益。他尤其重視第三條標準。所以墨家在教育內容上能突破傳統文化的範疇，在科技方麵進行大量饒有價值的創造。這個認識論，影響到教育上，便有了重事實、重實踐、重應用的特色。
法家的教育觀
法家的思想淵源較早。其代表人物上推可始於鄭子產和管仲，其後有李悝和吳起。戰國中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戰國末期的代表人物為韓非。韓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在春秋戰國的動蕩年代，法家銳意提倡耕戰，主張嚴刑峻法，強調以法治國，反對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墨家的“兼愛”等說教，也反對道家的“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因而在教育方麵他們要求能“服之以法”，以培養“法術之士”為教育目的。《韓非子·孤憤》中說，這種“士”，能“遠見而明察”，“剛毅而勁直”，能反對那種“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的行為，以幫助封建君主實行專製集權統治為己任。
先秦時期的法家學派把封建專製製度看成是理想的社會形態。麵對當時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的動亂局麵，法家堅持曆史進化論觀點，明確指出“廢先王之教”的主張。法家認為，曆史是不斷變化的，社會是不斷變遷的，所以治理國家不能循禮守舊。商鞅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明確反對儒家“法先王”的觀點。韓非子也說：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時代不同了，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必須隨之而變革。《商君書·更法》中說：“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故而積極提倡變法革新。他們認為儒家所鼓吹的“先王之教”為過時之政，無益於國計民生。 《韓非子·有度》舉“守株待兔”的故事說：“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法家還認為，要治理國家必須要“不務德而務法”。他們認為儒家鼓吹的仁義道德是不切實際的，是一種空談，於耕於戰無絲毫關係，與富國強兵背道而馳。《商君書·農戰》說：“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韓非也在《有度》中強調：“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因此他們堅決主張以法治國，主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