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詩》、《書》、《禮》、《樂》、《易》、《春秋》
前麵已經講過。夏、商、西周時期的官學以培養統治人才為職誌，因而其教學內容主要以國家管理知識和技能為主，有關生活和勞動的知識與技能已被學校所排斥。這一文化選擇為儒家所認同和繼承。《論語·子路》中所載孔子痛斥樊遲“學圃”、“學稼”的一段話，很明確地表達了儒家私學以統治之術為教學內容的基本取向。《孟子·滕文公上》所載孟子與陳相關於社會分工的一段對話，孟子特別強調：“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這些觀點為反對將有關生活和勞動的知識技能進入學校教育領域提供了理論依據，進一步加劇了學校教育與生活、勞動的割裂與對立。但它從社會大分工的時代潮流角度，肯定了文化教育及人才培養須分科發展的合理性，這層意義我們還需予以注意。
夏、商、西周時期官學以禮、樂、射、禦、書、數為教學內容。這些內容主要是一種技能的訓練，其目的是幫助奴隸主貴族子弟掌握一定的統治本領。儒家私學也適當地保留了一些這方麵的教學內容，但卻不是其教學內容的主體。儒家私學的教育對象以平民為主，要將這些來自社會底層的平民培養成為能夠弘道衛道的統治人才，僅靠技能的訓練顯然不行。要使這些人能夠在血緣宗法社會發揮統治作用，必須使他們具備內聖外王的素質。這些素質的養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所具有的理論素養，否則難以構築起弘道衛道的信念。
孔子的貢獻就在於他深入考察了宗法社會的國情，全麵審視了植根於血緣宗法秩序下的文化傳統。孔子認為所謂王道並不是 空泛的和抽象的，而是從曆史到現實都在實實在在地作用於社會生活。它體現在民情風俗中，體現在社會曆史走向中，體現在社會秩序中，體現在統治精神中。為了使學生能夠正確深刻地認識血緣宗法社會的綱常倫理，孔子依據中國傳統文化，選編出《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教材，以幫助人們從傳統文化中去認識王道道統。當時人將其稱之為“六藝”，這就是孔子教學的基本內容。
《詩》即《詩經》，是西周和東周的詩歌選集，經孔子刪定為305首，目的是要學生了解西周的政治生活和風土民情。《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書》即《尚書》，記載了夏、商、西周的曆史史實，孔子按“足以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的政治標準加以剪裁刪定。 《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
《禮》一般認為可能是指《儀禮》，是關於西周的禮儀規範。對《禮》的編纂，孔子多次談到這一工夫的浩繁艱辛。《論語·八佾》中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以徵之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以徵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為政》中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樂》是關於音樂的書，古代的樂與詩、樂與禮都是相連的，所以學習音樂主要是為了熟悉當時的政治製度。《論語·子罕》中說：“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易》則是一部哲學思辨的著作。《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晚而喜《易》，序《篆》、 《係》、 《象》、 《說卦》、 《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春秋》是孔子修訂的魯國史記，體現了儒家名分等級的精神。《孟子·滕文公下》中說：“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這六種教材，從政治、曆史、社會風情、儀禮、音樂、思想方法等各方麵反映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孔子這麼做的目的是要從傳統文化的養料中突出宗法政治和宗法道德的合理性，這樣就能使學生的政治理想根植於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這樣的教學內容比商周時代的教育內容更加豐富充實，與宗法社會政治生活的聯係更加密切。
之所以要以“六藝”為人格養成的文化養料，因為“六藝”知識對人格養成具有不同的作用。孔子所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就是強調必須依靠“六藝”的共同作用才能對學生的人格養成產生深刻的影響。後來的荀子對此也有深刻的闡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 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漢代的司馬遷對“六藝”於治世治人的作用也予以了充分地肯定。《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先秦時期墨家、道家、法家的教育觀
從春秋戰國時期看，辦教育最成功的是儒家，他們的教育思想也最為係統豐富，對封建社會教育影響也最大。此外，對封建社會教育產生影響的還有墨家、道家、法家的教育觀。這三家辦教育在成就上雖然不及儒家，但它們的教育主張卻很有特色。這些理論與儒家教育觀共同作用，奠定了中國傳統教育理論的基礎。
墨家的教育觀
墨家是春秋後期與儒家齊名的“顯學”。墨家的首創者為墨子，名翟，是孔子的同時代人。墨子早年受業於儒家，受孔子之術。後來認為儒家“禮煩憂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而從儒家營壘中殺出來，自立私學，自成學派。墨家代表著當時獨立生產者——“農與工肆之人”的利益，對宗法社會做出激烈的、徹底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