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應以行為教，以學為教，以身為教
進行家庭教育，顏之推很注意三個方麵：其一是以行為教，其二是以學為教，其三是以身為教。所謂以行為教，就是要求下一代的行為舉止符合封建倫理綱常的規範。顏之推認為，好道德習慣的養成，必須從小嚴格要求。他很讚成孔子“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的意見，認為：“當及嬰稚，識人顏色，識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在小孩稍懂大人意思的時 候，就要加以教育，該做的就讓做，不該做的就要堅決製止，決不可姑息遷就。假如“驕慢已習，方複製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為敗德”。一旦惡習養成，再花上幾倍的氣力來管教也是無濟於事。所謂以學為教，就是鼓勵孩子讀書，以提高對封建道德的認識。他說：“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顏之推很看不慣當時士族階層的貴遊子弟，他們整天塗脂抹粉，遊玩作樂，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他認為有誌於學習的人才能不斷磨礪自己的鬥誌，鍛煉自己的毅力。終能有所造就。所謂以身為教，就是教育者要以身作則，言傳身教。顏之推認為下一代品行如何，與家長的行為極有關係。他說：“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一種風氣的養成，關鍵在於教育者本身。兒童的眼睛是相當敏銳的，父母的行為可以在孩子心靈中產生深刻的影響。父輩對晚輩不慈愛，必然導致晚輩不講孝道。教育者不嚴格要求自己，他所說的話也必然是沒有力量的。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浙江餘姚人。明中葉的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官至江西巡撫，南京兵部尚書等職，並受封“新建伯”。死後諡“文成公”，從祀孔廟。
王守仁生活的年代是明王朝由穩定開始進入衰敗的轉變時期，也是程朱理學日趨僵化和空虛的時期。王守仁認為造成明王朝危機的原因是：“士風之衰薄”和“學術之不明”，因而主張“明學術”和“變士風”。所謂“明學術”就是明人倫。所謂“變士風”就是改變“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的士風。他要培養一批以學聖賢為誌的豪傑之士，以期振興封建道德，維護封建統治。所以王守仁於從政之餘，力行教學活動。其所到之處，皆建學校，創書院，立社學，並親自講學，開創了明代書院之風。他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明白表示“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是“大丈夫不世之偉績”。
王守仁哲學思想的形成有一個曲折過程。開始學習時為應科舉，泛濫於詞章。18歲那年，在江西廣信謁見理學家婁一齋，聽其講述朱熹之學，於是遍讀朱熹遺書，還與友人按“格物窮理”說去格竹之理，以體認派生萬物的“天理”。先是友人對竹子苦心格了三天，一無所得，且勞神成疾。自己又去格了九天，同樣毫無結果，亦勞思成疾。從此對朱熹的“物理”與“吾心”分開的說法產生懷疑。失望之餘，又轉向佛學、道學，曾隱居陽明洞按道家的導引術進行修養。久之，又感到超脫塵世的佛道之學對治國無濟於事。在被謫到貴州龍場期間，麵對荒涼艱苦的環境，王守仁“日夜端坐澄默，以求靜一”。據說一天“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王守仁的學說繼承和發揮了孟子“萬物皆備於我”，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心即理”的思想。他認為：“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就是說，心是世界萬物的本質，天地萬物及其規律都是由心派生出來的。有一天，王守仁與友人同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道，“天下無心外之物，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王守仁答道：“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他對自己的哲學思想簡明概括為：“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所以，人們又稱其學說為“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