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6-2-7殷代有蠶桑的完整卜辭圖6-2-8條桑圖（清·高濟鶴《詩經圖譜慧解》）到了周代，栽桑養蠶在我國南北廣大地區得到蓬勃發展，養蠶織絲被認為是婦女們都必須參加的副業勞動。《詩經》中就有許多篇章描寫蠶桑，有的詩還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婦女們采桑養蠶忙碌的勞動情景。《豳風·七月》寫道：
春日載陽，(春天一片陽光)
有鳴倉庚。(黃鶯鳥在歌唱)
女執懿筐，(婦女們提著籮筐)
遵彼微行，(走在小路上)
爰求柔桑。(去給蠶兒采摘嫩桑)
出土的戰國銅器上的“采桑圖”，更加逼真地描寫了古代勞動婦女采桑的活動場麵(見圖6-2-9)。圖6-2-9戰國銅器上的采桑圖要發展養蠶，就必須繁殖桑樹，發展桑園。《詩經·鄭風·將仲子》有這樣的詩句：“無逾我牆，無折我樹桑。”(不要跨過我的牆頭，不要損害我的桑樹)《詩經詩·魏風·十畝之間》則說：“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十畝桑田之間啊，采桑的人來來往往)《孟子·梁惠王上》中也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可見在周代已經有大麵積的人工栽種的桑樹園了。戰國銅器上《采桑圖》描繪的桑樹有高矮兩種類型，低短的桑樹可能就是後人所稱的地桑，關於地桑，古籍說：頭年將桑椹和黍一起種下去，待桑樹長到和成熟的黍一樣高時，齊地麵割下，第二年桑樹便從根上重新長出新的枝條。這種桑樹不僅便於采摘和管理，而且枝嫩葉肥產量較高。地桑的出現，也是蠶桑生產發展上的一大進步。
重視發展蠶桑技術，對蠶桑生產的發展有重要意義。戰國時期的《管子·山權藪篇》記載：“民工有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存之於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這就是說，對群眾中精通養蠶技術的人，請他介紹經驗，並給予黃金糧食和免除兵役的獎勵。可見當時非常注意總結經驗，以提高栽桑養蠶生產水平。的確，在長期和廣泛發展蠶桑生產的活動中，必然會湧現出一批專家和能手。他們在長期實踐中有所創造和發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大約公元前3世紀，《禮記·祭義》中就指出帶露的桑葉，必須風幹了才能喂蠶。荀子，是戰國時候的傑出思想家，他所著的《荀子》一書包含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他對蠶也頗有研究，寫過《蠶賦》一篇，研究了三眠蠶的特點、習性及其化育過程的規律。
製備蠶種，是養蠶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2000多年前《禮記·祭義》中用流水衝洗消毒卵麵的記載，後來進一步發展到用朱砂溶液、鹽水、石灰水，以及其他具有消毒效果的藥物來浴洗消毒卵麵，這對防止蠶病發生也非常重要。藥用動、植物的研究
自從有了生產活動，勞動人民就開始積累起使用藥物治療疾病的經驗。正如《淮南子·修務訓》中所說：“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贏蟲龍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高下；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這裏的神農當然就是以往曆代的生產者。他們在“嚐百草”和采集藥物的過程中，逐漸加深了對動、植物的生態環境、形態特征、藥用性質等的認識，形成我國古代獨具特色的本草學。它是我國傳統生物學的主要組成部分。
用藥治病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曆史，《詩經》、《山海經》和先秦諸子的著作中，都有關於藥用動、植物的記載。《山海經》中提到的動、植物有130多種，其中明確具有藥用者植物類有52種、動物類有61種。《山海經》雖然不是一部專門記述藥物的書，但它的內容已經涉及到許多藥用的動、植物和礦物，對我國後世本草書的產生和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
“本草”一詞，最早出現於漢代。《漢書·郊祀誌》中就有“本草待詔”職稱的記載。《說文》：“藥，治病草也。”古代用藥以植物藥為主，所以記載藥物的書，就稱之為“本草”。《漢書·平帝記》記載，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要“征求天文、曆冥、方術、本草等教授來京師”。據《漢書·樓護傳》記載，樓護少年時候(公元1世紀)曾“誦讀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這說明兩漢時期，我國本草學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72年在長沙市東郊發掘的馬王堆漢墓，出土了不少有助於揭示當時人們對植物功用認識的資料。在一號漢墓出土的藥物中有辛夷、桂、花椒、茅香、佩蘭、高良薑、薑、酸棗核、槁本等含揮發油的芳香性植物藥。這些植物藥有祛風、發汗、祛痰、和中暖胃的作用，外用可以避穢消毒。雖然我們不知當時的人們對這些植物的認識情況，但可以肯定他們對其中的藥效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這可從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得到進一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