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還應該提出的是我國藏族醫藥學中關於醫學彩圖的製成。
我國藏族醫學有著悠久的曆史，至少在吐蕃王朝時期(629—1038年)已經形成自己的體係。許多藏醫著作如《月王藥診》、《西部醫典》中都很重視基礎科學，都有關於人體解剖和生理的論述。並且有繪製圖形的傳統。宇妥·薩瑪之丹貢布就繪有接骨圖畫和髒腑解剖圖，昌狄·班旦措吉著《解剖明燈》也采用了係列掛圖。西藏五世達賴(1617—1682年在位)的攝政王桑吉嘉錯根據《四部醫典蘭琉璃》的內容，繪成成套彩圖，全套共60幅。參加繪圖和著色的有洛紮·諾布甲錯和黑巴格涅等人。到公元1704年，西藏地方當局又以《四部醫典》(藏名)《據悉》)內容為根據，參考以前畫圖和收集到的實物，繪製了一套大型彩色教學掛圖。圖共79幅，幅麵大小約60～80厘米×80～100厘米，畫在事先處理過的紗布或亞麻布麵上，做成可以卷起收藏的掛圖，藏醫稱之為“唐卡”。
藏醫成套掛圖的內容很廣，包括藏醫理論、人體解剖結構、人體生理、胚胎發育、疾病原因、診斷方法、治療原則和方法、常用藥物、醫療器械等等。人體方麵有全身分部、骨骼肌肉、內髒器官許多內容。繪圖精細，色彩鮮豔，曆經200多年不褪色。
彩色掛圖對於繼承保存古代醫學遺產，普及藏醫藥知識有著重要作用。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成套教學掛圖，是我們多民族祖國醫藥生物科學的瑰寶。遺傳變異研究的發展
明清時期，對遺傳變異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僅在生產實踐方麵取得很大成就，在遺傳理論上也有所闡述。
遺傳物質傳遞和“氣種”說
明初葉子奇繼承了王充“種類相產”的理論，他對遺傳性的研究在《草木子》中寫道：“草木一荄(根)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他和王充一樣，也把種子看成是生物性狀傳遞的載體：“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當。”(《草木子·觀物》)這裏，顯然對生物性狀的遺傳機理，做了初步探討。其中心思想是性狀的傳遞是通過種子實現的。清代戴震(1723—1777年)在他的著作中也有類似的論述，他說“如飛潛動植，舉見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桃與杏，取其核而種之，萌芽甲圻，根幹枝葉，為花為實，桃非杏也。杏非桃也。無一不可區別，由性之不同是以然也。其性存乎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或闕也。”(《戴東原全集·孟子字義疏證》)。在這裏，戴震不僅指出自然界中各種不同種類生物的性狀，是由它們不同的遺傳性決定的；而且著重指明了這種遺傳性包在果仁(胚)的物質之中，即所謂“其性存乎核中之白”。
明代王廷相(1474—1544年)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遺傳物質的“氣種”說。他在《慎言·道體篇》中說：“人化生之後，形自相禪。”這說明了遺傳性的連續性。又說：“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如五金有五金之種，草木有草木之種，各個具足，不相淩犯，不相假借。”這說明了遺傳性的相對穩定、獨立和生物的多樣性，取決於遺傳物質——氣種。還說：“萬物巨細剛柔，各異其才，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這說明遺傳性的穩定性取決於遺傳物質(氣種)的穩定性。對於遺傳過程中有時出現“人不肖其父，則肖其母”和“數世之後，必有與祖同其體貌者”的現象，他認為是：“氣種之複其本也。”對生物遺傳過程中的間接遺傳返祖現象，作了科學的解釋。王廷相這裏講的“氣種”，已經是很具體的遺傳物質了。隻是由於缺乏科學實驗，也就未能進一步闡明遺傳規律。由此看來，“氣種說”已經頗像後來魏斯曼於1892年提出來的“種質說”了。“氣種”已是呼之欲出的“遺傳因子”或“基因”，而“氣種的複本”簡直和“基因的複製”有些相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