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飄忽來飄忽去的，總得有一塊比較鞏固的區域。陶家河這塊方圓不過三十裏的新區，看來也隻能住上個把月，時間長了，勢必招致敵人的圍攻。我們現在轉到了皖西北，誰知鄂東北那邊又變成什麼樣子……臨過來時，就聽說反動民團都編成了收穀隊，準備下手搶割稻穀，完全斷絕群眾的糧食。長此下去，總是飄忽不定，隊伍發展壯大不了，新區域怕也鞏固不住，這個問題得認真研究一下！”吳煥先一口氣道出了他的基本看法，也是他所以感到煩惱的實質所在！
徐寶珊也不由皺起了眉頭，邊想邊說：“根據地被敵人壓縮成幾個小塊，到處都是一片封鎖的羅網，碉堡圍寨林立，反動統治嚴密。屢遭摧殘的根據地境內，土地荒蕪，村舍成墟，人口銳減，兵員枯竭……到了這種地步，看來也難以繼續恢複！
朱堂店和陶家河兩塊新區，並不十分景氣，到頭來也無法鞏固。唉唉，這一場生死的階級搏鬥，看來是到了最後的吃緊關頭……”
“中央不是說派人來麼，已經三個多月了，一點消息也沒有？”吳煥先不由問道。
“誰曉得怎麼回事？軍事訓令上寫了那麼一筆，隻聽雷聲響，不見雨下來。”
徐寶珊也是憂心忡忡。無奈又感慨多端地嘮叨起來：
“東北軍欺人太甚！九個師壓到鄂豫皖還嫌不夠，忙又調來個一二九師，整整十個師了！簡直逼得我們沒有立足之地，毫無喘息之機。有朝一日，看看這幫家夥怎麼去見家鄉父老？他們還有臉回去吃大豆高粱麼？”
是啊，東北軍十個師大兵壓境，畢竟是壓在鄂豫皖邊區的一支強敵。血氣方剛的張學良將軍，為繼續加強對鄂豫皖邊區的“圍剿”，遂於10月初又一次調整加強了“追剿”部隊的兵力，將原來的四個“追擊隊”改編為“豫鄂皖三省“追剿隊”，下轄五個支隊（總共十六個團），由上官雲相擔任總指揮。
10月10日，是中國辛亥革命紀念日，也是張學良三個月“圍剿”計劃的最後一天。駐紮在鄂豫皖邊區的十六個師（包括一二九師）又四個獨立旅的軍事長官們，都雄心勃勃地期待著“雙十節”的到來，好彈冠相慶，“以競全功！”然而，恰好就在這一天，鄂豫皖省委於紅二十五軍的駐地——陶家河，鬱氏祠堂內及時發布了一份《為粉碎五次“圍剿”合勞苦群眾書》，其中有這樣幾句口號：
“隻有堅決鬥爭才是我們窮苦群眾唯一的正確出路！”
“隻有參加紅軍才是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頂好辦法！”
“隻有蘇維埃才能夠救中國！”
“隻有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
至此，張學良的三個月“追剿”計劃，實際上已宣告破產。10月下旬，敵人集中三個“追剿”支隊，在飛機大炮的羽翼下瘋狂撲向陶家河。紅軍戰士在牛背脊骨山上與敵大血戰，敵機撂下來的炸彈把牛背脊骨山炸成一個一個窩坑，震動得陶家河居民房屋亂抖。無奈，鄂豫皖省委和紅二十五軍軍部立即撤離這一地區，途經古坊、涼亭坳，經過兩場激戰，遂又轉而北上，轉向南溪葛藤山一帶，沿途留下了很多紅軍傷員……大約七十年後，陶家河人民仍然想念紅軍，他們記住這裏是紅二十五軍創建的方圓不到三十裏的根據地。忽有一天，五個百歲老漢倡議，把群眾捐獻準備修廟的錢拿來修了一座紅軍紀念館。為在牛背脊骨山上戰鬥犧牲的無名烈士遷了墓，並在鬱氏祠堂門前徐海東拴馬的梭羅樹旁立一石碑：徐海東軍長拴馬樹……相見時難別亦難1934年11月4日，大別山脈已經到了寒冷的季節，山民們屋中的火塘燒起了柴火，紅色的火焰正在驅逐著嚴寒。
鄂豫皖省委率紅二十五軍東西轉戰到達葛藤山時，恰好遇到當時留在鄂東北養傷的營政委陳錦秀。他奉鄂東北道委之命，扮裝成走鄉串村的小貨郎，及時送來了鄭位三寫的一封親筆書信。信的大意是：由中央蘇區派來的程子華同誌，帶來了重要指示，已到道委駐地……並建議省委率紅二十五軍速回鄂東北，研究今後行動大計！
黨中央終於派人來了！鄂豫皖省委多次書麵提議、吳煥先也盼望已久的心願，終於在這飄忽不定的時刻，得以實現。多麼使人興奮而又急切的消息啊！
然而，紅二十五軍眼下要奔赴鄂東北，敵人的嚴密封鎖，沿途的艱難險阻，已很難以穿插突破。東北軍劉瀚東第一〇七師、牛元鋒第一〇九師、吳克仁第—一七師和八月間調來的一二九師，早已在商城、麻城、光山、潢川等縣交界地區，構成了重重封鎖，等於設下了天羅地網。上官雲相指揮的五個“追剿”支隊，如同幾條瘋狂的獵犬，緊緊跟追在後……為了爭取時間返回鄂東北，徐海東和吳煥先決心以出敵不意的快速行動，選擇當麵敵人的薄弱區域，突破敵人的封鎖防線，奔赴鄂東北！經過一天的緊張準備，把不能隨軍行動的傷病員和比較笨重的行李挑擔，暫時都留了下來。11月6日晚，全軍從葛藤山緊急出發，向西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