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初創時期的黨代表，自從1929年改稱政治委員，這個職稱仍然是崇高的，神聖的，權威的！但在特定的曆史時期，經過那麼一場鮮血淋淋的“肅反”之後，軍、師、團、營的政治委員們，給人所打下的烙印似乎又是冷酷的，無情的，殘忍的！黨在紅軍中至高無上的核心人物，各級政治委員的赫赫大名，總是跟“肅反”
二字自然而然地扭在一起。令人尊敬的黨代表，在許多指戰員的心目之中，似乎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因為每一個政治委員的形象都是有鼻有眼，活靈活現就在眼前，包括戴季英和高敬亭在內，都被扭曲了原有的本來麵目！
曆史的曲折罪過，留在人們心靈深處的陰影，往往也很濃厚、蒂固，不會自動消失。赤膽忠心的紅軍戰士，在敵人炮火下是英勇無敵、舍生忘死的，但有相當一批“還沒有當夠戰士”的戰士，就以為當戰士“保險”，死也不肯擔任領導工作，害怕沾上幹部的邊兒。就是入黨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誰曉得加入的哪個“黨”，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第三黨”！人錯了門兒，同樣跟著倒黴，會掉腦袋！有點文化知識或識得幾個字的，寧肯把這點稀有珍寶暗自埋伏下來，讓其完全作廢，也不輕易顯山露水，怕遭到意外的殺身之禍！許多師團營的領導幹部，寧願做個軍事指揮員，衝鋒陷陣而死，也不願做個什麼政委，招人討嫌！由於這個緣故，各級政治委員、連隊指導員，也很不健全，誰也不大樂意補這個空缺。
吳煥先當然是無所忌諱的。他在擔任軍長期間，沒有直接參加“肅反”工作，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職權範圍，還曾從死亡線上挽救過幾條性命，大家也是有口皆碑，稱讚不已。相比之下，戴季英和高敬亭有所不同，很難取得指戰員的寬容和諒解。豹子岩會師後的就職演說，不但無損於軍政委的形象，而且很快贏得全軍指戰員的擁護、尊敬和愛戴！這，也許是他擔任軍長之時，就贏得的絕對權威，為他的職務改變作了應有的鋪墊。這一切，都不過是隨著曆史的進程而演變的……6月中旬，部隊轉入開辟邊沿新區的時候，吳煥先為健全各級政治委員製度，增強黨對部隊的政治思想領導，很快就提拔了一批政治工作幹部。常玉清、陳先瑞、田守堯、陳錦秀、劉震等一批共產黨員，先後都擔任了營政委、連指導員，逐漸形成一茬強有力的基層政治工作骨幹。這時，包括他在內的各級政治委員，全部深入到各個連隊，埋頭從事實際而又具體的政治工作。省委提出：“政治工作到連隊去”
的口號，就是他們借以克服不切實際的工作方式，努力改變政治工作者形象的行動準則！每個連隊普遍進行了“怎樣組織和武裝群眾”、“怎樣分配土地”的教育，全軍指戰員積極投入了發動群眾、開辟新區的行動。
這一時期，吳煥先也建立健全了軍政治部機關，成立了一支隊伍精幹的宣傳隊，唱歌演戲、刷寫標語、喊口號鼓動士氣，並做發動群眾和瓦解敵軍工作。軍政治部印刷了《嘩變士兵招待條例》，並在靠近敵軍的邊沿區域路口，設立了“嘩變士兵招待處”，或俘虜兵回去散發傳單，或派便衣隊秘密張貼標語，或派地方部隊向敵人喊話鼓動。甚至還給駐紮在光山縣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將軍，捎去紅軍的傳單和標語口號。王將軍看了後也默默無語。
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在一份標著“急！絕對秘密！”的軍事訓令之中，明確答複了鄂豫皖省委4月13日的請示報告，表示“原則上同意省委提議紅軍主力仍留在原來蘇區繼續行動”，以“息縣及光山、羅田以北，為新蘇區的主要根據地及領導中心”；但同時也提到“隻有積極地向外發展才能打破目前封鎖局麵”的問題。最後還提到這樣一句：“中央蘇區準派軍事幹部來幫助你們工作。”
但是，長期處於“圍剿”和反“圍剿”戰爭中的紅二十五軍，想要憑借大別山脈一角，安安穩穩開辟一塊新的紅色區域，也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敵人壓根就不允許它的存在，一旦發現什麼異常現像，頓時就會從四麵八方猛撲而來，像捕獲獵物一般吞食幹淨。剛剛顯露出一對頭角的朱堂店、鐵鋪革命根據地，就麵臨著一場嚴峻的挑戰！
就在這時，張學良製定了一個從7月1日到10月10日的一百天“圍剿”計劃，使用了十五個師又三個獨立旅的兵力，其方針是“一麵劃區清剿，一麵無限製的用竭澤而漁之方，作一網打盡之圖”。敵人將鄂豫皖地區劃分為六個“駐剿區”、一個“護路區”（平漢鐵路），並以兩個師又六個團組成四個“追擊隊”，對紅軍主力實行跟蹤追擊。敵人聲言要在三個月之內，將紅軍“完全撲滅，永絕後患；徹底肅清，以競全功！”7月初，敵人即開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