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與史學不同：史以斷代為準，經乃百代之書。史泛言考訂，錄其沿革，故《禹貢錐指》、《春秋大事表》，皆以史說經，不得為經學。讀《禹貢》，須知五千裏為百世而作，不沾沾為夏禹之一代而言，當與《車輻圖》對勘。詳內八州，而略要荒十二州，以《禹貢》沿邊要荒不更別立州名之內。外十二州山水部屬，實附見於內八州。中九州惟豫、兗不見“夷”字，夷蔡皆要荒小服，附見邊州，非謂內州之夷。其敘九州，用大乙行九宮法，始東北，終西北，每正方見嶽名，餘附嶽名以見。徐牧附東嶽，諸州可例推。五服加三即為九畿圖，九畿三倍乃為《車輻圖》。《春秋》以九州分中外，是《春秋》以前，疆域尚未及三千裏。《春秋》收南服，乃立九州，不及要荒，《尚書》乃成五千裏定製。“周公篇”又由海內以推海外，此皆《禹貢》之微言大義。胡氏概不詳經義，泛泛考證，故以為史學，而不足以言經學。
經書以物、理為二大門，《尚書·禹貢》為物之主，《洪範》為理之本，以《禹貢》為案，而以《洪範》推行之。《禹貢》略如漢學，《洪範》略如宋學。一實一虛，一物一事。[《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據《禹貢》以言物，乃知漢師破碎支離之不足以為學；據《洪範》言理，乃知理由事出，宋人空虛惝恍之不足以為學。《尚書》此二篇，與諸篇體例不同，乃群經之總例，不但為《尚書》發。以此立學，明白簡要，與漢、宋同床異夢。
《古製佚存凡例》與《春秋時人載記》，以傳皆言清行濁，故於古製分新舊例。凡古事與經不同者，皆為真古事，以《禮》、《樂》二經出於孔修，如同姓昏、三年喪、親迎、喪服、烝報諸條，其明證。箌室主人引東昏、齊高、隋煬為據，謂《禮》《樂》已定之後，未嚐無怪誕狂亂之人。竊以擬非其倫，所引諸人，皆後世所謂人麵畜鳴，亡身喪家，當時群相叱怪，後世引為大戒。若周穆王、齊桓公、魯昭公、哀公、子張、子貢所行所疑，何得以惡鴟怪獸相比倫！禮喪必去官，《春秋》記魯大夫，父死，子即服事出使；禮不世卿，列國卿大夫幾無不世者。在當時為通行，與高澄、東昏、隋煬，千萬中不得一二者過殊。因其相攻，本義愈顯，故予以春秋以前之中國，即今日之西人。如齊桓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衛宣、楚靈上烝下報者，西人近絕無其事。蓋其通商已近三百年，耳濡目染，漸革舊俗。今日之西人，實較春秋前之中人為文明，是古非今，俗說與情事正相反。
“古學”祖劉歆，以周公為六藝主，孔子為傳述家，所言事事與《移書》相反。蓋《移書》本用博士舊法，以六藝歸之孔修，首以微言大義歸之孔門。若如馬、鄭諸家，既不主孔子，更何有微言大義之可言？每經皆有義例，在文字之外，如數術之卜筮，以及鐵板數、《青囊經》，皆別有起例，在本書之外。不得本例，但望文生訓，如何能通？不惟經說，即李義山、吳梅村詩集，作注者必先於本文之外，詳其時事、履曆、性情、嗜好，並其交遊贈答，當時朝廷盛衰、政輔忠佞，然後能注。區區後人文詩，千萬不足與經比，猶於文字外，無限推索，方能得其本旨。乃東漢以下之經學，則不必先求本師，預考文例，但能識字解義，按照本文，詳其句讀，明其訓詁，即為經說。真所謂望文生訓，不求其端，不竟其委，但能識丁，便可作傳。除《公羊》外。今所行之十二經注疏，一言以蔽之曰：望文生訓而已！靳注《吳集》，相去未遠，文字之外，究心實多。以今日初識筆畫之童蒙，說古昔聖神之微旨，而謂如盲詞市簿，一見能解，一聞能知，豈不哀乎！學者亦嚐假四字以為說，實則阮王二刻，能逃望文生訓者，寧有幾人？蓋欲求義例，必先有師；不能得師，必先於各經先師傳說義例，未讀經先考之至精至熟，然後可以讀經。此法久絕，合宇內老師宿儒，誰能免此弊？劉歆初言微言，後力反其說。願學者讀漢臣劉歆書，勿用新室劉秀顛倒六經之法也。
井研庚子新修《縣誌》，所撰《四益叢書》，備蒙采入《經籍誌》，四部共百四五十種。參用《提要》及《經義考》之例，序跋之外，別撰提要。子姓、友朋、及門分撰者，各錄姓名。先曾為《序例》，誌本以文繁，多從刪節。又家藏本如《楚詞文集》之類，續有增補。《詩》、《易》二經，舊說未定，亦多刪改。然庚子以前所有著述，《縣誌》詳矣。家藏本存以待改，將來刊刻必與《誌》本有同異，然“小”、“大”二統規模，《誌》本粗具矣。
宋、元、明理學家皆有《學案》，予於《今古學考》外，別撰《兩漢學案》四卷。西漢主微言，東漢主大義。大義主《左》、《國》，微言則主《列》、《莊》。蓋《左》、《國》以孔子為述，為不以空言說經之舊法。主持此說，必須用《論語》“好古”、“敏求”、“擇改”、“並行”之說。六藝雖為舊文，孔子手定，別黑白定一尊，凡沿革與不善之條，悉經刪削，蓋於曆代美善，皆別與定一尊。如田賦取助法，夏、周皆以公田說之，而貢徹之法不取；如譏世卿，《詩》與《春秋》同書尹氏；如行夏時，四代經文皆以夏時為正，《周禮》仍為“大統”皇帝之法，以《論語》“行夏時”及“述而不作”二章，“子張問十世”章為主。擇改因革，大有經營，特本舊文，即為述古。六藝合通，全由筆削，不可如東漢“古文”說經，皆文、周、國史原文，未經孔定，雜存各代，沿革棼亂。如《詩》以為舊有撰人，可也；但既編定，則編書之意，與作者不必全同。舊本歌謠，孔修後遂成為經。《書》本多，斷定二十八篇，則變史為經。其與《列》、《莊》分別之處，則微言派直以六藝皆新文，並非陳跡芻狗過時之物。托之帝王，即《莊子》“寓言”。如《春秋》、《論語》所譏，皆為新製，孔子以前，並無以言立教之事，周公舊製，未傳為經。故一作一述，小異大同。亦如地靜、地動，晝夜寒暑，莫不相同。二說循環，互相挽救。如“古文”專以六藝屬古人，不言審定折中，以新代舊，變史為經，則其病百出，萬不敢苟同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