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伏園長安道上孫伏園
孫伏園(1894—1966)原名孫福源，浙江紹興人。現代作家，編輯家。主要作品有《伏園遊記》、《魯迅二三事》等。
長安道上
開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卻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為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的。因為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為武器，大與老天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卻到二十一日才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曾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為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著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著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麵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群“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為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麵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卻令我覺著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麵雖然禁屠，卻另有一方麵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吃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著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著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鍾。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鐵拐斜街地上幹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卻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北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著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著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為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的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腴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冶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即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為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一個平麵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即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為所差隻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為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曆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民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斫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智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夫，騾車夫等，在街上互相衝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們也如此。我因為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嚐有目我為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吃虧的。我們赴陝的時候，火車隻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裏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才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托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麵，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遊的情形，上流並不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麵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麵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流向下遊，造成河床高出地麵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遊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為和緩，不至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仿佛“上墳船裏造祠堂”一般，大計劃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隻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雲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裏為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麵：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隻能取那易於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遊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麵，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頭，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篷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劃，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著“搶堵”兩個字。上麵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鹹陽以上。長安方麵，離城三十裏，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裏，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遊，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裏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是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麵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劃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麵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為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是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麵，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盡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雲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象!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卻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著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發是剪了的，他們隻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尚吃洋炮，沙彌戳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隻知道頭發長了應該剪下，並不想到剪剩了的頭發上還可以翻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腳趾全是直伸，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腳趾壓在那個腳趾上，那個腳趾又壓在別個腳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腳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腳趾尚是架床迭屋式的，為世詬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著便要頭痛，他們整天曬著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氣，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麵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的身體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胡子，不足為憑。”夏浮筠先生“雖無胡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為病色近於少年，健康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為研究係(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纖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為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為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他兩隻手先後伸進袖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麵加“驚歎號”的是“不準看”之意，又一種下麵加“疑問號”的才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地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著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地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嚐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隻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瓷，我一時喜歡極了，為使將來可以從它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象起見，所以向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豪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
遊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麵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沉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鹹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毀，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隻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而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麵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跡，大抵模糊得很，例如古代陵墓，秦始皇的隻是像小山的那麼一座，什麼痕跡也沒有，隻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隻是一塊畢秋帆題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係統的發掘與研究。現在隻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妾以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認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他一掘才好。”這一掘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麵，但是誰肯相信這個道理呢?周秦的墳墓自然更應該發掘了，現在所謂的周秦墳墓，實際上是不是碑麵上所寫的固屬疑問，但也是一個古代的墳墓是無疑的，所以發掘可以得到兩方麵的結果，一方是存心要發掘的，一方是偶然掘著的，但誰有這樣的興趣，又誰有這樣的膽量呢?私人掘著的，第一是目的不正當，他們隻想得錢，不想得知識，所以把發掘古墳作掘藏一樣，一進去先將金銀珠玉搶走，其餘土器石器，來不及帶走的，便胡亂搬動一番，從新將墳墓蓋好，現在發掘出來，見有亂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經古人盜掘的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既不準有係統的發掘，而盜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無已。結果古墓依然盡被掘完，而知識上一無所得的。國人既如此不爭氣，世界學者為替人類增加學問起見，不遠千裏而來動手發掘，我們亦何敢妄加堅拒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為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穀關這樣的古跡，遠望去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紹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士紳囑托，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身，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後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為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才知道天下並非隻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多有的，隻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灞滬，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渡灞大橋，即是灞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闊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為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他的一個“瘦”字；他的瘦真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鋪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丁的鐵架上，披著一匹光亮的綢緞。他如果是人，一定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征罷。古跡雖然遊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魯迅先生說，看這種古跡，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薑妙香扮賈寶玉，所以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為避免看後失望起見，終於沒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