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三分之二個世紀的時間裏，影響中國文學最深的當推俄羅斯文學。即以散文而言，從屠格涅夫到普裏什文到巴烏斯托夫斯基，從赫爾岑、柯羅連科到邦達遼夫，從蒲寧到加紮科夫、索洛烏欣，中國作家從俄羅斯文學獲得啟迪、影響和喜愛有很大的普遍性。若從深淺不一的痕跡中去辨別民族文化性格的差異，那麼俄羅斯作家主體人格中積澱的民族文化性格有三個共同的特色，頗堪深究和回味。一是俄羅斯作家從十二月革命黨人的傳統開始，均有一份高貴的氣質、博大的胸襟和堅韌的意誌，從那時候起就以高昂的“公民意識”取代了卑猥低下的“臣民意識”，誰之罪?怎麼辦?成了他們凝思竭慮的一個聚焦點；二是東正教的哲學傳統表現為對人性善惡的兩極進行深究的濃厚興趣，表現為對“被悔辱的和被損害的”小人物的同情，並將這種同情與對人的終極關懷聯係起來。三是俄羅斯作家較普遍地擁有“美能拯救世界”的信念，美作為救贖的手段，常常不自知地流露於字裏行間，或直抒胸臆地進行表白。習慣於在散文中發表藝術哲學的宣言，幾乎成了一個代不乏人的獨特傳統了。從烏斯賓斯基筆下的維納斯，到別洛夫筆下的俄羅斯鄉風民俗，兩位作家“蕭條異代不同時”，都有一種對美作不疲倦的探索的熱誠，冥冥中似有一線相連。也許，與歐美散文相比，俄國散文失之笨重，靈巧不足，但猶如俄羅斯黑土地般的廣袤和渾厚，在世紀的暴風雪中無暇顧及機巧和精致，就是一個文體以外的原因了。
外國散文成序列性地介紹到中國，是近十年來的事。散文終究是一個民族精神的靈魂，即與民族哲學的成長淵源同步。我們讀美國散文，從愛默生、梭羅、惠特曼時代直至今天，那新大陸開拓者的蓬勃朝氣、實幹精神、各種文化得以融合和融合後暴發出來的創造性活力，對於我們理解審美世界融合的必要性，該是同樣地富於啟發性的。從一定意義上講，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哲學是美國民族的哲學，美國的世俗文化受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極大，也可以說愛默生和梭羅的傳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幹擾，乃至倒退，但這個傳統仍然是不絕如縷的。《再到湖上》、《神奇的世界》、《故鄉的雷聲》即是明證。德意誌民族素以長於哲思著稱世界，從歌德到尼采，從黑塞到格拉斯，或為先知，或與撒旦簽訂契約，散文兼及檄文、碑銘、箴言、詩篇，這一震古爍今的作風，從一些以寫哲學為己任的作家們身上和哲學家所寫的散文中，表現得更為酣暢淋漓。如基爾凱郭爾，如卡夫卡，在德意誌和東歐土地上的猶太民族是如此，與德意誌文化有血緣關係的北歐國家也是如此。在我國的三、四十年代，西班牙“八九年代”一代作家阿索林和巴羅哈等人，他們那著眼鄉村風俗畫，著眼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散文，對當時被破敗的中國農村包圍，尋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散文作家來說，是很具吸引力的，與此相對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拉美爆炸文學兼及博爾赫斯、帕斯等一代文學宗師的詩文，吸引中國文學青年們的波及麵更為擴大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謂迎合了給散文重新定位，打開散文多重思維空間的心理需求。
即或不是在地球越來越小的今天，散文的跨文化影響也是有一條時隱時現的線索的。東西方人的自然觀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古希臘羅馬到文藝複興，西方人強調自然是人探索和征服的對象，是一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係，東方人強調“天人合人”，自然是麵鏡子，是人內在修身的根本的參照係，不僅人際之間的關係能在這麵鏡子中得到反映，而且它還把是否和諧一致當成檢測的價值尺度。如果說，在早期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學家的筆下，如布封的動物素描，觀察的精確細致，表現為自然界是科學實驗的對象，法布爾的《昆蟲記》之所以是一部昆蟲世界的“聖經”，是因法布爾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注入了人類世界的文化因素和人性善惡的因素了，昆蟲世界的理趣和情趣顯然是人生世界的一種變異，和一種折射。盧梭“回歸自然”的口號，基於文明對人性壓抑的批判，已與我國老莊哲學的“絕聖棄智”有些相近了。此後美國人梭羅逃避到瓦爾登湖畔，與山川林木為友，在梭羅筆下，詩人借自然說話，自然借詩人說話，是對西方文明將人與自然分離開來傳統的一次決絕的抗爭。在俄羅斯人普裏什文筆下，在日本作家德富蘆花筆下，都是將自然與人的和諧一致當成人的最高幸福，大自然是療救心靈創傷，重新獲得生命力的永可信賴的場所。當代美國生態學家，《沙鄉的沉思》一書的作者利奧波德，深情的描繪了發生在大地母親身上那悲壯蒼涼的一幕，自然的沙化背後顯然因為人的貪婪無厭，是人性沙化的直接結果。從以上人與自然主題的演化軌跡中，東西方不同時代的作家已漸漸地趨向一致。
如果我們選擇若幹感興趣的母題或子題，將同一主題及相鄰的子題，同一題材乃至相似風格的優秀作品，不論國別和時代，從創作動機，材料結構，敘事策略，語境對象直至辭語的使用進行縱向綿延考察和橫向平麵比較，領略不同民族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五彩斑瀾、絢麗多姿的文化、人格和審美智慧，會有助於我們將文化視野的地平線推得更遠些，因為一種旨在“審美視界融合”的研讀，完全符合散文欣賞“非一次性”的文體本質屬性。散文是文化精髓的教課書，是滋養人的心靈和人性的審美教課書，它不隻是文化消費的對象，也不止於社會百科全書。在今天，社會轉型，“視聽文化”的不可阻擋的強健勢頭席卷一切，文字作為一種思想符號的優勢卻是“視聽文化”先天地所不可比擬的。被“後工業社會”的人們譏諷為“短小輕薄”的所謂“狀態散文”或“平塗散文”(意指沒有思想和心靈的深度，隻有某種思想道德平均數的散文)，它一方麵是對視聽文化的效顰，一方麵是迎合現代社會被稱之為“單維度人”和“空心人”的消極需求。編選這本洋洋達二百餘萬字的東西方散文名作，我們雖不奢望於世道人心、民族散文的振興大有裨益，但卻有一份堅守精粹文化營壘的心願，並願給予喜愛中外散文的讀者們以翻檢之便利。
本選集西方卷的譯文，絕大部分是近十年間的中青年翻譯家們的作品，同時也選了魯迅、周作人、茅盾等學貫中西的一代作家的譯筆。翻譯散文與譯詩同樣地困難，而且在同一作品的幾家不同譯本中，還未必是一定後來居上的，在這裏，老一輩作家、翻譯家，如巴金、傅雷、王佐良先生的譯筆堪稱是可與原作媲美，令人擊節讚歎的典範之作。我國近幾年來外國散文的翻譯出版以叢書形式開始走向序列化和係統化了。盡管遺漏和空缺的外國散文經典還不少，地區間也不盡然平衡，與原國家的散文繁榮還不相稱，但是，世界散文大國的圖景之輪廓已宛然清晰可見了。沒有幾代翻譯家的辛勞，要編選這樣一種集粹性的選本，是根本無從談起的。誠如魯迅先生所說，翻譯工作，尤其是翻譯啟人心智的經典名作，就如普羅米修斯竊火到人間。翻譯散文是項利在當代，功在後世的崇高偉業，作為編選者，我們對翻譯家們的勞績謹致衷心的謝意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