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一切都太遲了。當初沒有當機立斷，采取非常措施，像納許詩中所說了那樣，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麵，套一句史書上常見的話，已經是“寇入深矣!”女兒的牆上和書桌的玻璃墊下，以前的海報和剪報之類，還是披頭，拜絲，大衛·凱西弟的形象，現在紛紛都換上男友了。至少，灘頭陣地已經被入侵的軍隊占領了去，這一仗是必敗了。記得我們小時，這一類的照片仍被列為機密要件，不是藏在枕頭套裏，貼著夢境，便是夾在書堆深處，偶爾翻出來神往一番，哪有這麼二十四小時眼前供奉的?
這一批形跡可疑的假想敵，究竟是哪年哪月開始入侵廈門街餘宅的，已經不可考了。隻記得六年前遷港之後，攻城的軍事便換了一批口操粵語的少年來接手。至於交戰的細節，就得問名義上的守城的那幾個女將，我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隻知道敵方的炮火，起先是瞄準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筆跡，久了也能猜個七分；繼而是集中在我家的電話，“落彈點”就在我書桌的背後，我的文苑就是他們的沙場，一夜之間，總有十幾次腦震蕩。那些粵音平上去入，有九聲之多，也令我難以研判敵情。現在我帶幼珊回了廈門街，那頭的廣東部隊輪到我太太去抵擋，我在這頭，隻要留意台灣健兒，任務就輕鬆多了。
信箱被襲，隻如戰爭的默片，還不打緊。其實我寧可多情的少年勤寫情書，那樣至少可以練習作文，不致在視聽教育的時代荒廢了中文。可怕的還是電話中彈，那一串串警告的鈴聲，把戰場從門外的信箱擴至書房的腹地，默片變成了身曆聲，假想敵在實彈射擊了。更可怕的，卻是假想敵真的闖進了城來，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敵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軍事演習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來了一樣。真敵人是看得出來的。在某一女兒的接應之下，他占領了沙發的一角，從此兩人呢喃細語，囁嚅密談，即使脈脈相對的時候，那氣氛也濃得化不開，窒得全家人都透不過氣來。這時幾個姊妹早已回避得遠遠的了，任誰都看得出情況有異。萬一敵人留下來吃飯，那空氣就更為緊張，好像擺好姿勢，麵對照相機一般。平時鴨塘一般的餐桌。四姊妹這時像在演啞劇，連筷子和調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來。明知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誰曉得寶貝女兒現在才是十八變中的第幾變呢?)，心裏卻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敵意。也明知女兒正如將熟之瓜，終有一天會蒂落而去，卻希望不是隨眼前這自負的小子。
當然，四個女兒也自有不乖的時候，在惱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個假想敵趕快出現，把她們統統帶走。但是那一天真要來到時，我一定又會懊悔不已。我能夠想象，人生的兩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終於也結婚之後。宋淇有一天對我說：“真羨慕你的女兒全在身邊！”真的嗎?至少目前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羨之處。也許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著假想敵度蜜月去了，才會和我妻並坐在空空的長沙發上，翻閱她們小時的相簿，追憶從前，六人一車長途壯遊的盛況，或是晚餐桌上，熱氣蒸騰，大家共享的燦爛燈光。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後的波紋，總要過後才覺得美的。這麼一想，又希望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生手笨腳的小夥子，還是多吃幾口閉門羹，慢一點出現吧。
袁枚寫詩，把生女兒說成“情疑中副車”；這書袋掉得很有意思，卻也流露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照袁枚的說法，我是連中了四次副車，命中率夠高的了。餘宅的四個小女孩現在變成了四個小婦人，在假想敵環伺之下，若問我擇婿有何條件，一時倒恐怕答不上來。沉吟半晌，我也許會說：“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譜，誰也不能竄改，包括韋固，下有兩個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力斷金’，我憑什麼要逆天拂大，梗在中間?何況終身大事，神秘莫測，事先無法推理，事後不能悔棋，就算交給二十一世紀的電腦，恐怕也算不出什麼或然率來。倒不如故示慷慨，偽作輕鬆，博一個開明父親的美名，到時候帶顆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問的人笑了起來，指著我說：“什麼叫做‘偽作輕鬆’?可見你心裏並不輕鬆。”
我當然不很輕鬆，否則就不是她們的父親了。例如人種的問題，就很令人煩惱。萬一女兒發癡，愛上一個聳肩攤手口香糖嚼個不停的小怪人，該怎麼辦呢?在理性上，我願意“有婿無類”，做一個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還沒有大方到讓一個臂毛如猿的小夥子把我的女兒抱過門檻。現在當然不再是“嚴夷夏之防”的時代，但是一任單純的家庭擴充成一個小型的聯合國，也大可不必。問的人又笑了，問我可曾聽說混血兒的聰明超乎常人。我說：“聽過，但是我不希罕抱一個天才的‘混血孫’。我不要一個天才兒童叫我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問的人不肯罷休：“那麼省籍呢?”
“省籍無所謂，”我說，“我就是蘇閩聯姻的結果，還不壞吧?當初我母親從福建寫信回武進，說當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驚小怪，說‘那麼遠!怎麼就嫁給南蠻!’後來娘家發現，除了言語不通之外，這位閩南姑爺並無可疑之處。這幾年，廣東男孩鍥而不舍，對我家的壓力很大，有一天閩粵結成了秦晉，我也不會感到意外。如果有個台灣少年特別巴結我，其誌又不在跟我談文論詩，我也不會怎麼為難他的。至於其他各省，從黑龍江直到雲南，口操各種方言的少年，隻要我女兒不嫌他，我自然也歡迎。”
“那麼學識呢?”
“學什麼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學者，學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隻有一點，中文必須精通。中文不通，將禍延吾孫！”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問。
“你真是迂闊之至！”這次輪到我發笑了，“這種事，我女兒自己會注意，怎麼會要我來操心?”
笨客還想問下去，忽然門鈴響起。我起身去開大門，發現長發亂處，又一個假想敵來掠餘宅。
餘光中何以解憂？何以解憂？
人到中年，情感就多波折，乃有“哀樂中年”之說。不過中文常以正反二字合用，來表達反義。例如“恩怨”往往指怨，“是非”往往指非，所以江湖恩怨、官場是非之類，往往是用反麵的意思。也因此，所謂衰樂中年恐怕也沒有多少樂可言吧。年輕的時候，大概可以躲在家庭的保護傘下，不容易受傷。到了中年，你自己就是那把傘了，八方風雨都躲不掉。然則，何以解憂?
曹操說：“惟有杜康”。
杜康是周時人，善於造酒。曹操的意思是說，惟有一醉可以忘憂。其實就像他那樣提得起放得下的梟雄，一手握著酒杯，仍然要歎“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可見杜康發明的特效藥不怎麼有效。範仲淹說：“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反而觸動柔情，幫起倒忙來了。吾友劉紹銘乃劉伶之後，頗善飲酒，所飲的都是未入劉伶愁腸的什麼行者尊尼之類，可是他不像一個無憂的人。朋友都知道，他常常對人訴窮；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賺美金的人要向賺台幣的人訴窮。我獨排眾議，認為劉紹銘是花錢買醉，喝窮了的。世界上，大概沒有比酒醒後的空酒瓶更空虛的心情了。浩思曼的《慘綠少年》說：
要解釋天道何以作弄人，
一杯老酒比彌爾頓勝任。
彌爾頓寫了一整部史詩，來解釋人類何以失去樂園，但是其效果太迂闊了，反而不如喝酒痛快。陶潛也說：“天運杯如此，且進杯中酒。”問題是酒醒之後又怎麼辦。所以浩思曼的少年一醉醒來，發現自己躺在泥裏，除了衣物濕盡之外，世界，還是原來的世界。
劉紹銘在一篇小品文裏，以酒量來分朋友，把我納入“滴酒不沾”的一類。其實我的酒量雖淺，而且每飲酡然，可是絕非滴酒不沾，而且無論喝得怎麼酡然，從來不會頹然。本來我可以喝一點紹興，來港之後，因遍地都是洋酒，不喝太辜負戴奧耐塞斯了，所以把酒坊架上排列得金碧誘人的紅酒、白酒、白蘭地等等，一一嚐來。曹操生在今日，總得喝拿破侖才行，不至於堅持“惟有杜康”了吧。朋友之中真正的海量應推戴天，他推已及人，赴宴時常攜名酒送給主人。據他說，二百元以下的酒，無可飲者。從他的標準看來，我根本沒有喝過酒，隻喝過糖水和酸水，亦可見解憂之貴。另一個極端是梁錫華，他的腸胃很嬌，連茶都不敢喝，酒更不論。經不起我的百般挑弄，他總算嚐了一口匈牙利的“碧葉蘿絲”，竟然喜歡。後來受了維梁之誘，又沾染上一種叫“頂凍鴨”的紅酒。
我的酒腸沒有什麼講究：中國的花雕加飯和竹葉青，日本的清酒，韓國的法酒，都能陶然。晚飯的時候常飲一杯啤酒，什麼牌子都可以，卻最喜歡丹麥的嘉士伯和較濃的土波。楊牧以前嗜烈酒，現在約束酒腸，日落之後方進啤酒，至少五樽。所以凡他過處，空啤酒瓶一定排成行列，頗有去思。但是他顯然也不是一個無憂之人。不論是杜康還是戴奧耐塞斯，果真能解憂嗎?“舉杯消愁愁更愁”，還是李白講得對，而李白，是最有名最資深的酒徒。我雖然常遊微醺之境，卻總在用餐前後，或就枕之前，很少空肚子喝。樓高風寒之夜，讀書到更深，有時飲半盅“可昵雅客”，是為祛寒，而不是為解憂。憂與愁，都在心底，所以字典裏都歸心部。酒落在胃裏，隻能燒起一片壯烈的幻覺，豈能到心?
就我而言，讀詩，不失為解憂的好辦法。不是默讀，而是讀出聲來，甚至縱情朗誦。年輕時讀外文係，我幾乎每天都要朗誦英文詩，少則半小時，多則兩三小時。雪萊對詩下的定義是“聲調造成的美”，說法雖與音樂太接近，倒也說明了詩的欣賞不能脫離朗誦。直到現在，有時憂從中來，我仍會朗誦雪萊的“啊世界，啊生命，啊光陰”，竟也遠而向海雨天風劃然長嘯的氣概。誦畢，胸口的壓力真似乎減輕不少。
但我更常做的，是曼吟古典詩。憂從中來，五言絕句不足以抗拒。七言較多回蕩開闔，效力大些。最盡興的，是狂吟起伏跌宕的古風如“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或“人生千裏與萬裏”，當然要神旺氣足，不得囁嚅吞吐，而每到慷慨激昂的高潮，真有一股豪情貫通今古，太過癮了。不過，能否吟到驚動鬼神的程度，還要看心情是否飽滿，氣力是否充沛，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尤其一個人獨誦，最為忘我。拿來當眾表演，反而不能淋漓盡致。去年年底在台北，我演講《詩的音樂性》，前半場空談理論，後半場用國語朗誦新詩，用舊腔高吟古詩，用粵語、閩南語、川語朗誦李白的《下江陵》，最後以英語誦納許的《春天》，以西班牙語誦洛爾卡的《騎士之歌》與《吉打吟》。我吟的其實不是古詩，而是蘇軾的《大江東去》。可惜那天高吟的效果遠不如平日獨吟時那麼渾然忘我，一氣嗬成，也許因為那種高吟的聲調是我最私已的解憂方式吧。
“你什麼時候會朗誦西班牙詩的呢?”朋友們忍不住要問我了。二十年前聽勞治國神父誦洛爾卡的La Guit arra，神往之至，當時就自修了一點西班牙字，但是不久就放棄了。前年九月，去委內瑞拉開會，我妻也吵著要去。我就跟她談條件，說她如果要去就得學一點西班牙字，至少得知道要買的東西是幾塊bolivares。為了教她，我自己不免加倍努力。在加拉加斯機場到旅館的途中，我們認出了山道旁告示牌上大書的agua，高興了好半天。新學一種外文，一切從頭開始，舌頭牙牙學語，心頭也就恢複童真。從那時候起，我已經堅持了將近一年半：讀文法，玩字典，背詩，聽唱片，看英文與西班牙文對照的小說譯本，幾乎無日間斷。
我為什麼要學西班牙文呢?首先，英文已經太普通了，似乎有另習一種“獨門武功”的必要。其次，我喜歡西班牙文那種子音單純母音圓轉的聲調，而且除了h之外，幾乎有字母就有聲音，不象法文那麼狡猾，字尾的子音都噤若寒蟬。第三，我有意翻譯艾爾·格瑞科的傳記，更奢望能用原文來欣賞洛爾卡、奈魯達、達裏奧等詩人的妙處。第四，通了西班牙文之後，就可得隴望蜀，進窺意大利文，至於什麼葡萄牙文，當然也在覬覦之列，其順理成章，就象閩南話可以接通客家話一樣。
這些雖然都隻是美麗的遠景，但憑空想想也令人高興。“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正所以解憂。對我而言，學西班牙文就像學英文的人有了“外遇”：另外這位女人跟家裏的那位大不相同，能給人許多驚喜。她說“爸爸們”，其實是指父母，而“兄弟們”卻指兄弟姐妹。她每逢要問什麼或是歎什麼，總要比別人多用一個問號或驚歎號，而且顛來倒去，令人心亂。不過碰上她愛省事的時候，也爽快得可愛；別人說neither…nor，她說ni…ni，別人無中生有，變出些什麼do,does，doing，did，done等等戲法，她卻嫌煩，手一揮，全部都掃開。別人表示否定，隻說一聲“不”，而且認為雙重否定是粗人的話；她卻滿口的“瓶中沒有無花”，“我沒有無錢”。英文的規矩幾乎都給她打破了，就像一個人用手走路一樣，好不自由自在。英文的禁區原來是另一種語言的通道，真是一大解放。這新獲的自由可以解憂。我一路讀下去，把中文媽媽和英文太太都拋在背後，把煩惱也拋在背後。無論如何，我牙牙學來的這一點西班牙文，還不夠用來自尋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