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往事和散宜生詩集往事和散宜生詩集
——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
袁宏道《徐文長傳》
十年動亂時，我最不老實之處就是善於“木然”。沒有反映，沒有表情(老子不讓你看到內心活動)。我有恃無恐，壓人的幾座大山，曆史，作風，家庭出身在我身上沒有影響，不成氣候。
動亂初期我倒是真誠地認了罪的。喜歡封、資、修文學音樂，喜歡打獵，還有許多來往頻繁的右派朋友。這玩意兒恐怕至今還在我的檔案袋裏。江豐同誌平反後回中央美院負責工作，有一次在我家聊天時，我提起過“定案”中有同情右派江豐、彥涵等人的材料，我在上麵簽過字會不會使一些人為難時，江豐同誌說：“讓它留在裏頭更好!”
到了動亂中末期，曾要我認罪的那些“接罪”朋友們的“德行”也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燦爛地出現了，可真是今古奇觀，妙不勝收。不要以為我看到這些大字報會手舞足蹈，喜形於色。那才不咧!我“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我“目眇眇兮愁予”，我“起看星鬥正闌幹”。我世故之極，而對大字報，一視同仁，緩步而行，……心裏呢?可確實痛快！好家夥!原來如此，這幫偽君子!我發現了自己，這簡直得從長計議，細細推敲。比起他們，我的天!我怎麼忘記了自己是個好人?
從那天起，我開始感覺到記憶力的猛然恢複，一種善良意念在為我幾十年來的師友們逐個的做著“精神平反”。用這種活動打發在“牛棚”裏呆坐著的時光。
什麼狗屁罪啊！
我的那些年長的、同年的和比我年幼的受難的師友們在哪裏啊?你們在想什麼?你們過得好嗎?
想得最多的是紺弩。他詠林衝的兩句詩“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身輕白虎堂”充實我那段時期全部生活的悲歡。感受到言喻不出的未來的信心。
紺弩明明年長我近二十歲，三十多年前他已不允許我稱呼他做“先生”或“老師”了。“叫我做老聶吧!為我自己，為大家來往都好過些。”他說。當時我年輕，不明白為什麼免了一些尊稱就會使他好過的道理。
見到他，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香港了，是四八年吧!有的先生前輩，想象中的形象與名字跟真人相距很遠；見到紺弩，那卻是極為一致。茂盛的頭發，魁梧而微斂的身材，醬褐色的臉上滿是皺紋，行動算不上矯健，缺乏一點節奏，但有一對狡猾的小眼睛，天生嘲弄的嘴角。我相信他那對眼睛和嘴巴。即使在正常狀態，也會在與人正常相處中給自己帶來負擔和麻煩。
詩人胡希明(三流)老人曾在我給紺弩的一張畫像上題打油詩時也說到他的皺紋，可見皺紋是從來就有的：
“二鴉詩人老聶郎，皺紋未改昔年裝，此圖寄到北京去，嚇煞勞工周大娘。”(周大姐那時是郵電部勞工部長)
“二鴉”是“耳耶”的變聲，“耳耶”是“聶”的分析，“耳耶”這筆名卻是在魯迅先生文章中早就看到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紺弩卻用了很多“二鴉”的這個筆名。那時他在香港文彙報工作，也常在大公報行走。我那時在大公報和新晚報打雜做雇工。
解放前後他正在香港。那時候的香港有如“蒙特卡羅”和“卡薩布蘭卡”那種地方，既是銷金窟，又是政治的賭場。解放後從大陸逃到香港過日子的，都不是碌碌之輩。不安分的就還要發表反共文章。紺弩那時候的文藝生活可謂之濃稠之至，砍了這個又捅那個，真正是“揮斥方遒”的境界。文章之宏偉，辭鋒之犀利，大義凜然，所向披靡，我是親聞那時的反動派偃兵息鼓、鴉雀無聲的盛景的。後來我還為這些了不起的文章成集的時候作過封麵。記得一個封麵上木刻著舉火的“普羅米修斯”，紺弩拐彎抹角地央求給那位正麵走來的、一絲不掛的“洋菩薩”穿一條那怕是極窄的三角褲……我勉強的同意了。
五零年我回過一趟家鄉，回香港後寫過一套連載叫做“火星鳳凰”的，說的是家鄉鳳凰縣有如“鳳凰涅”得到再生的報道。他看了說和四八年的那個連載“狗爬徑人物印象記”一樣有趣，要找朋友給我出版。現在想起來是的確按他的吩咐與其它雜文貼成一個本子交到思豪酒店的一間房間裏去的。當然，現在才想起來，應該追究稿子下落，但一切已經太遲了。
五零年，我愛人在廣州華獻文藝學院念書。我一個人住在香港跑馬地堅尼地道的一間高等華人的偏殿裏，高級但窄小如雀籠。朋友們不嫌棄倒常來我處坐談。
紺弩會下棋，圍棋、象棋我都不會，會，也不是他的對手；他愛打撲克，我也不會，甚至有點討厭(兩個人大概打不起來吧?)。他會喝酒，我也不會，但可以用茶奉陪，尤其是陪著吃下酒花生。花生是罐頭的，不大，打開不多會兒，他還來不及抿幾口酒時，花生已所剩無幾，並且全是細小幹癟的殘渣。他會急起來，會急忙地從我方用手擄一點到彼方去：
“他媽的，你把好的全挑了！”
他說他要回北京了，朋友們輪流請他吃飯，一個月過去，毫無動靜，於是他說這下真的要走了，幾月幾日，朋友們於是輪流又請吃飯。總共是兩輪，到第三次說到要回北京時，朋友們唱驪歌的勁已經泄的差不多了，他卻悄悄地真的走了。大家原來還一致通過。再不走，就兩頭追賠。真走，倒後悔說了這些過分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