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死了，但我一點也不悲傷，我還不能理解“死”的含義。在我的概念裏，“死”隻不過是一件黑的、討厭的事，不去想它就完了。隻要火紅的落日從茅廁後麵掉下，塘邊升起霧氣，我蹲下來細細一聽，就聽到了那種腳步聲：“踏、踏、踏……”炎熱的空氣發出噝叫，天地萬物都應和著這莊嚴神秘的腳步，夕陽的金門裏竄出數不清的蝙蝠，我的小臉在這大的歡喜裏漲紅了。
到今天我仍然有這個習慣，就是屏住氣凝神細聽，那腳步聲在我的血管裏響起了。經常地，它竟會震昏我的頭腦。
父親戴一副近視眼鏡，做起事來兢兢業業，有板有眼。從食堂買回的缽子飯少可憐，他便想了一個辦法：用筷子輪流將我們碗裏的飯掏散、搞碎，鬆鬆的竟堆了起來，然後心滿意足地說：“叉起(掏鬆)叉起又是一碗!”每頓飯都不厭其煩：叉。直叉得我們皆大歡喜。喝稀飯則教導我們大家舔碗：“糧食呀，可惜了的。”一輪一輪舔得幹幹淨淨，不用洗碗了。一日，看見他笑嗬嗬地在門口的太陽光裏朝我招手，用筷子敲得一個茶杯當當直響，賣關子地問我們大家裏麵是什麼。原來是他用十幾朵南瓜花拌一點點麵粉炸成的丸子，我們一人吃一口，餘味無窮。之後他要反反複複地問我們：“好吃吧？”直到我們咽著唾沫全體作出肯定的答複，他才為自己的傑作連續好幾天得意。他在屋後種了十幾株南瓜，每天一下班就去照料，不停地澆尿，授粉。結果長得莖肥葉大，卻並不結南瓜，就算結了一兩個也僅隻拳頭大。他疑極了，反複地叨念：“怪事!怪事!”他還種了一片紅薯，蒔弄得更認真。六二年我們搬到對河去了，他叫哥哥借板車過河來拖紅薯，還遲疑不決地推想：一板車究竟拖不拖得了啊?要是剩下來，就送人吧?結果哥哥拖回一車紅薯藤，還有一些根。父親看了半天，說：“莫不是有人偷過了?”哥哥肯定說沒人偷，那塊土好好的嘛。那麼，是不是掘得太淺了呢?也不是，有的地方掘了一尺來深呢!又反複念叨：“怪事。”等我們吃完他那些好一點的料子衣之後，苦日子已過完了，他還留下一件皮大衣，是三百元買的，他逢人就說：“這是我搶救出來的東西啊！”那時我的肺病越來越嚴重，家裏給訂了一瓶牛奶。牛奶拿回來清清的，摻了不少水，我喝完後父親就在奶瓶裏倒半瓶水，使勁搖，然後一飲而盡，抹一抹嘴說：“牛奶是甜的，有蛋白呢。”他這麼說，我還以為牛奶裏麵摻了雞蛋呢，一次他興高采烈地帶回一隻受了傷的小鷹，他告訴我們是撞到辦公室裏給抓住的，這種東西非吃肉不可。但是哪來的肉呀?他又說青蛙也可以代替。於是我們拚命地去找青蛙，等我們找了青蛙回來，他卻把鷹放掉了，說是我們養不活，要餓死的。“它還想來叼我的眼珠呢！”他誇張地說。父親與世無爭，從不與周圍人密切來往，每天坐在桌邊看唯物辯證法著作，圈圈點點。年深月久，他那副銅絲框眼鏡鏽壞了，鏡片掉了下來。他找出一隻小錘子和鐵片，打了一整天，居然將鏡架徹底改造了一番，隻是戴上後鏡架前多了兩塊白鐵皮。他並不在乎，對自己的勞動成果十分欣賞，說：“起碼還可以再戴十年!”他果然戴著那兩塊白鐵皮度過了十來年。他有一個表，每天慢半小時，他每隔幾天就拿小剪刀撬開表殼，用一些特製的工具進行修理。修理來、修理去，與不良現象鬥爭了好幾年，那表仍然時快時慢，打擺子似的。但他毫不氣餒，仍然興致勃勃地幹修理工作，還對人說：“我這隻表是瑞士產的呢!有三十年了，現在這種好表哪裏找去……南下時掉進小河裏，我去撈，眼睛看不見，差點命都送了。”他患有腳氣和灰指甲。總到藥店去買一種“殺烈癬霜”來塗，還細細地，耐心耐煩地修指甲，每星期大幹一場，一幹便是一上午。刮胡子的刀片、刷子、藥棉、藥水、棉簽、清理出來的廢物等，擺得整整齊齊。又因眼近視，每每割破了皮，搞得腳趾上血跡斑斑，慘不忍睹。他這種勞動據我所知已堅持了三十五年。“崽崽，替爸爸去買瓶‘殺烈癬霜’來。”“老是搽呀搽的，又不見好，”“哪裏哪裏，已經好多了嘛!就這小趾頭上還有一丁點兒，我馬上就來消滅它，隻消一瓶，不，半瓶，就徹底好透了。如有熟人來，他就邊修腳邊和客人談話，常在中途一個句子上雙手一顫，趕快用棉球吸出一團鮮紅。但這並不影響他繼續買“殺烈癬霜”，他是十分頑強的。或許就因了這種超人的頑強，他至今仍然精神很好，正在想出一套又一套的鍛煉方法與晚期心髒病作不懈的鬥爭。(醫生曾多次斷言他活不過五十，現在他已滿七十歲。)文革造反派抄家時，抄出兩抽屜“殺烈癬霜”，一個造反派嚇得往後一跳，好一會才戰戰兢兢伸手去拿，然後放在鼻子下嗅了嗅，還不放心地揭開蓋子來檢查。“這是什麼名堂!”他嚴肅地問。我笑嘻嘻地說：“搽腳的呀，有毒呢!”他嚇得連忙一丟。外婆死後，聽大人說父親有心髒病。在那些墨黑的夜晚，我那顆小小的心在胸膛裏噗噗地跳著，尖起耳朵傾聽隔壁房裏的鼾聲，一種孤立無援的恐怖攝住了我，心裏因為溫柔的憐憫抽成一團。對於門外那連綿死寂的山巒，對於那滿天的繁星，我第一次生出了一種奇異的、害怕的聯想，我不敢在半夜醒著，隻要一醒，馬上強製自己重新入睡。第二天早上，旭日東升，滿天紅光，我又赤著腳丫，滿懷狂喜地跳來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