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偉兒子
何立偉
何立偉(1954——)湖南人，一九七八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學院中文係，做過工人，教員，現在長沙市文聯工作。著有小說集《小城無故事》等。
兒子
我兒七歲，名寬，是他奶奶取的。我一翻《辭海》，原來還是蠻不錯的一個詞。寬者，君子寬而不慢也。給他上戶口時還有小笑話一則，現實錄如右：啟籍是一個年輕女同誌，問我兒叫什麼。我說是“寬”。女同誌便又問：“kuan?哪一個kuan?”我總不能文謅謅來一句君子寬而不慢吧，隻答說是寬廣的“寬”，又努力張開兩臂作遼闊無垠狀。這女同誌臉上浮出美麗的迷惑，我便又在空氣裏一筆一劃著“寬”字，派出所這位女同誌，恍然明白過來，仰天大笑，說：“哦——不就是寬大處理的‘寬’麼?!”
正是正是，寬大處理的“寬”!
他這一生，皆需得我這做父親，完完全全取一個“寬”的態度，真是始料未及。
我兒從小即很俏皮。不會走路時，小名叫何小狗。形容他狀如稚犬，四處亂爬，家有無數玻璃杯陶瓷罐一類什物被他打翻在地粉身碎骨不奇怪。幾乎一歲一個小名，是他俏皮形象的文學概括。現在，新近的小名是：昆蟲學家。這是他外婆院子裏的大人給他加的冕。因為他中午不睡覺，大驚小呼，在壁角的粉苔上分期分批逮捕蟲蟻們，又把蟲蟻裝在火柴盒裏，帶到這個家裏玩，帶到那個家裏玩，還要叫我買顯微鏡(實際上是放大鏡，但他不知從哪裏聽說了顯微鏡，故這麼叫)，好好來研究這些行為不端的家夥。蟲蟻從火柴盒裏爬出來，上到大人的床，晚上大人覺到自己被什麼古怪的小東西入侵了，腿上手上一遍遍的癢，便想起我兒子的行狀來。我去那院子，便有抗議之聲不絕於耳。他外婆的討伐更加直接，是“可恨！”或“我要打他的屁股，用雞毛帚子!”這便使得我兒極快活，一點小小的把戲，就與這麼多的喜怒哀樂糾葛到一處，他於是覺到了自己的重要，他不快活似無道理。
近來我又有了一個發現，我兒像花花公子賈寶玉。送他去上學，臨到校門時，四處與他打招呼的，都是女孩子。我就奇怪，問他，與班上什麼同學最要好，兒子答曰：“當然都是女同學！”又問他為什麼隻同女同學耍，不同男同學耍，回答是極認真：“男同學俏皮嗬，女同學不俏皮，又聽話，又穿花衣裳!”這樣的態度，真叫我木在那裏不能動。而我兒輕輕巧巧走開去，旁邊飛翔著粉蝶一樣他的女同學！這樣覷來，他比一個大人要更加明白怎樣使自己的日子幸福愉快。他走路一彈一閃像草間的蚱蜢，恰好似一個完全的證明。
我兒也是極情緒的一個人，他高興時什麼事情都能做得好，吊吊環(我在門上裝了一個這玩藝，他耍起來依然似山中活潑的一隻猴子)，唱歌(他的樂感真還是蠻不錯)，畫畫(他的畫還發表過好幾回！）……無一不顯出一個七歲的小孩子天賦的靈性；但他若陰了下來，百事厭厭，恍若是一個小老頭，著他一鞭也懶得動彈一兩回，但是，我不能怪他，因為他的父親便是一個情緒的人。我知道一個人的生命發展若單單受到情緒的聳恿，那是多麼不可能的一樁事!怎麼辦呢?花自飄零水自流，任它去。寵兒也算是“寬”的一種。
我兒生性敏感。這大約是他為什麼很瘦的原因。在我看來，敏感與瘦，多半是有些幹係的。我經常出差，我妻有時送一送，有時也在門內說一句：保重。算是道別。我兒習以為常，沒有額外的割舍，往往隻是叮嚀，要給他帶玩具(或者：“給我捉些昆蟲回來!”)但八八年夏，我單獨去美國訪問，我父親也來送，我兒便感到此非尋常，一路無語到車站，臨別時我說，寬兒你要好好在家聽媽媽的話。他不搭話，臉扭向別處，眼裏淚花晶瑩著，我有些感動，去吻他，他更加把臉扭過去，而這時他就哭了，什麼話卻不說，他仿佛明白這是長別離，雖然，那時他才三歲，根本不知道美國是一個怎樣遙遠的所在。敏於事理，這當然不錯，但這也很傷人。一個敏感的人，他的煩惱必是比常態的人多很多。我希望我兒不那麼敏感——為他未來的日子計。但是，恐怕我們希望要落空。因為，我兒很瘦。
我兒出世時是哇哇哇哇哭著鬧著的一團肉。那時節我沒別的想法，隻想他快快長到三兩歲。到三兩歲時，心裏又想，要長到七歲，讀書，就好辦多了。現在，他已是七歲了，於是我整日地為他傷著腦子，於是想法又來了：要是十三四歲，念中學了，那就省事了。然而我又明白，到那時，新的麻煩必定又被生產了出來。有什麼辦法呢?辦法或許隻有一個：就是，做父親的，永遠永遠的，對兒子取一個“寬”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