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早就宣布西方的上帝已經死亡，但西方的上帝還不及在中國死得這麼徹底。多數西方人在金錢統治下有時還多少恪守一點殘留的天經地義，嬉皮士們有時也有信守諾言的自尊，有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和風度。而中國很多奢談民主的人什麼時候少數服從過多數?穿小鞋，設圈套，搞蠶食，動不動投封匿名信告哪個對立麵有作風問題。權勢和無恥是他們的憎惡所在更是他們的羨慕所在。靈魂紛紛熄滅的“痞子運動”正在成為我們的一部分現實。
這種價值真空的狀態，當然隻會生長出空洞無聊的文學。幸好還有技術主義的整容，雖未治本，但多少遮掩了它的衰亡。
當然，一個文化大國的靈魂之聲是不那麼容易消失的。胡人張承誌離開了他的邊地北京，奔赴他的聖都西海固，在貧困而緊強的同胞血親們那裏，在他的精神導師馬誌文們那裏，他獲得了驚訝的發現，勃發了真正的激情。他狂怒而粗野地反叛入夥，發誓要獻身於一場精神聖戰，用文字為哲合忍耶征討曆史和實現大預言。我們是他既需要又不需要的讀者，這不要緊。我們可以注意到他最終還是告別西海固而踏上了現代旅途，異族讀者可以尊重但也可以不去熱烈擁護他稍稍穆斯林化的孤傲，甚至可以提請他注意當代更為普遍更為持久和更為現實的屠殺——至少有每天殺人數萬乃到數十萬的心理汙染和環境汙染——來擴展張承誌未及的人性觀察視野等等。但對於小說來說，這些也不是最要緊的。超越人類自我認識的局限還有很多事可做，可以由其他的作品來做，其他的人來做。要緊的是張承誌獲得了他的激情，他發現的驚訝，已經有了賴以為文人為人的高貴靈魂。他的赤子血性與全人類相通。一個小說家可以是張承誌，也可以是曹雪芹或魯迅，可以偏執一些也可以放達一些，可以後顧也可以前瞻，但小說家至少不是紙人。
史鐵生當然與張承誌有很多的不同。他躺在輪椅上望著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多一些靜思，少一些宣諭而多一些自語。他的精神聖戰沒有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以個體的生命為路標，孤軍深入，默默控測全人類永恒的純靜和輝煌。史鐵生的筆下是較少有醜惡相與殘酷相的，顯示出他出於通透的一種拒絕和一種對人世至宥至慈的寬厚，他是一尊微笑著的菩薩。他發現了磨難正是幸運，虛幻便是實在，他從牆基、石階、秋樹、夕陽中發現了人的生命可以無限，萬物其實與我一體。我以為一九九一年的小說即使隻有他的一篇《我與地壇》，也完全可說是豐年。
張、史二位當然不是小說的全部，不是好小說的全部。他們的意義在於反抗精神叛賣的黑暗，並被黑暗襯托得更為燦爛。他們的光輝不是因為滿身披掛，而是因為非常簡單非常簡單的心誠則靈，立地成佛，說出一些對這個世界誠實的體會。這些聖戰者單兵作戰，獨特的精神空間不可能被跟蹤被模仿並且形成所謂文學運動。他們無須靠人多勢眾來壯膽，無須靠評獎來升值，他們已經走向了世界並且在最尖端的話題上與古今優秀的人們展開了對話。他們常常無法被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來認領，因為他們筆下的種種驚訝發現已道破天機，具有神諭的品質，與“主義”沒什麼關係。
這樣的世界完全自足。
當新聞從文學中分離出來並且日益發達之後，小說其實就隻能幹這樣的事。小說不能創彙發財。小說隻意味著一種精神自由，為現代人提供和保護著精神的多種可能性空間。包括小說在內的文學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