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義軍對我說：“您很了不起，五山每一個農民都知道您，他們都稱您為‘孫君子’。在他們心裏‘孔子’、‘老子’是了不起的教育家，稱您為‘孫君子’是一個人的最高榮譽。”
我聽了確實很自豪，為這4年來辛勞贏得的榮譽自豪。
此行我總是在思考韓國新村運動。解安教授說，韓國新村運動中，不僅僅是農村在做，更多的是城市在做。要讓城市人理解新農村建設，理解城市與鄉村之間是同祖、同根的兄弟，這個同根，不僅僅是環境、生態、經濟方麵，更重要的是文明生態的根源一定是在土壤之中。所以韓國新村運動首先是鼓勵一大批農業、林業、土壤、教育、規劃方麵的專家和記者、作家、農村理論研究者到農村。他們要住到農民家，與農民同吃同住，這是實幹，可不是文件裏的新農村。
陶義軍並不是研究農村問題的專家，可他願意為農村做事。他與他的助手住在農村，這就很不容易。在他們的推動下，村民的精神發生了極大變化。他們不懂農業方麵的知識，可是他們身邊有很多這樣的學者和專家。在近兩年的時間中，陶義軍通過《襄樊日報》和個人關係，為昝家鋪做事。為這個我一聽了就頭痛的村，注入了全新的思想，這與堰河村有同樣的感覺。
陶義軍了解農民，真心為農民著想。本來他的任務是一年，可他要離開了，全村人都去政府上訪，希望他能再留一年。鎮黨委書記胡海洋也說，我要說服政府，希望他再留一年。
陶義軍說，他心裏非常認可堰河村的閔書記，認可餘寶軍，更認可現任黨委書記胡海洋。陶義軍繼續對我說，他不是從事理論研究的，也說不清關於“五山模式”潛意識的東西，可隱隱約約地感受到五山模式對他，對田河、何家灣、鄧坪、黃埡等有著強有力的影響，五山人的正氣和新農村建設的方法與理念正在一點點地發生著變化。
昝家鋪村，我去過很多次，村書記年齡偏大，在思想與理念上跟不上，沒有閔書記、餘寶軍年輕的優勢。人們常說，一個村的領導是什麼樣，一個村的人心、精神與環境就是什麼樣！
餘寶軍多次對我說到昝家鋪環境與文化好，那裏有一條通往武當山的神道，有萬佛洞、千佛洞、天池寺，雖然這些已被毀了，但群眾心中的曆史記憶依然非常清晰。為此我一直在構想一個整體文化五山的設想。我們今天提到的文化之鄉，包括了昝家鋪的重要因素。
可是我們推不動這個村。同樣，黃埡也是這樣。於是，四年中我們自己在調整，最後定為“做一、想二、看三”，做堰河看田河，想著何家灣、黃埡和昝家鋪。今天回頭看，這個計劃正一步一步地實現。
此行第一站就是看田河村，幾年前怎麼推也推不動田河。最初“五山模式”的實驗區選的不是堰河而是田河，後因推動不了，才改為堰河，今天田河已經動起來了。田河為什麼動？我沒有去研究，在田河看到3年前的堰河。在昝家鋪，也感到他們在某些方麵做得比堰河還要好。
非常可惜，沒有時間去研究陶義軍在昝家鋪工作的方法與思想。不過，有機會我想請相關的人去研究，我想研究昝家鋪、何家灣、田河、鄧坪等這些村與堰河村之間的關係，這是豐富“五山模式”的最有價值的一步。對我而言，這些努力最重要的不是結果、不是成功，而是過程，是對這個成功過程的研究，尋找其中的規律性。
今天的五山，不再是孤軍作戰了。用閔書記的話說，有“三軍作戰”：孫君、陶義軍、胡海洋（海軍）。是的，現在我在五山的時間比以前少多了，可五山與北京地球村的命運完全不同，五山已正以一個健康、快樂的方式發展。
華中農業大學的王嘵鳴教授說，“五山模式”的意義就是“可複製性”。我也一直強調，“五山模式”的價值就是可推廣性。
複製堰河，整體推動，這也是胡海洋的戰略。新老鎮書記一樣，有同樣的戰略思想和發展眼光。
2008年綠十字在襄樊選了三個點，王台（人均收入1600元）、五山（人均收入3600元）、熊營（含“水淹七軍”人均收入6500元），目的是在一個地區再次做對比性新農村實踐。
有一個案例很有意思，就是日本的“山岸主義”。我很多年前聽溫鐵軍先生說過日本的山岸村，近日遇到中新社的劉莉生，再次說起山岸村。於是我上網查找這個被大家稱為“共產主義”的村莊。
(中新社駐日本特派記者 曹鵬程)據小島先生介紹，“山岸會”的創始人名叫山岸已代藏。他生於1902年，卒於1961年，原是滋賀縣的一個養雞能手。1953年，他與20多位同誌一起，變賣所有家產，集資購田買地，開始經營第一塊“實顯地（實驗田）”。此後漸漸發展，到今天形成了一種以務農和農產品加工為主，生活一體化、經營一體化的獨特生活模式。
山岸村看上去有點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然而，他們並非“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而是與外界緊密相聯。他們遵守日本的法律，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規範進行著大規模的金融和貿易行為，其出產的綠色食品“山岸牌”雞蛋、豬肉、牛奶在日本很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