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從遵義會議以來，先後已形成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澤東。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形成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形成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就是鄧小平。
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由曆史形成的。第一，這是由鄧小平擔任黨的總書記十年(從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經曆形成的。第二，更重要的，這是由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兩次被打倒(特別是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打倒)的經曆形成的。第三，最重要的，這是由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和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在推動撥亂反正，實現曆史轉折，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新事業中所起的偉大曆史作用形成的。
一 總書記和副帥
“文化大革命”以前，鄧小平就已經顯示出作為毛澤東可能的接班人之一的地位。這不單是由於他在那時的中央領導集體中屬於比較年輕的成員之一(劉少奇、周恩來同毛澤東年齡相差五歲，都是上個世紀出生的人，鄧小平比毛澤東年輕十一歲，是本世紀出生的人)，也不單是由於他擔任著黨的總書記這一關鍵職務，而且是由於他在實踐中已經表現出治軍、治國、治黨的卓越才能，具備有膽識、有魄力、有度量，統攬全局、舉重若輕的領袖品格。事實上當時毛澤東也多次表示過這樣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典禮的時候，毛主席告訴赫魯曉夫，他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赫問：有人接替嗎?毛主席說：“有，我們黨裏有幾位同誌，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在我之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這些同誌來，希望你們對待他們和對我一樣，看作朋友。”(見《緬懷毛澤東》一書)
一九五八年，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毛澤東作了批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隻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一九五九年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說：政治局就是“政治設計院”，權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是主席，為正帥，鄧小平是總書記，為副帥。
由此可見鄧小平當時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位置。
二 “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了一場被稱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錯誤的運動持續了十年之久，給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帶來極大災難。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改變了他原來對許多事情的看法，包括對鄧小平的看法。運動一開始，鄧小平就同劉少奇一起，被認為是壓製“文化大革命”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主要代表而受到猛烈的批判。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變成了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被確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不久，劉少奇就被當作“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給徹底打倒了。黨內的領導骨幹大都被當作“走資派”打倒了。正如鄧小平自己後來所說：“當時很多老幹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統帥’，我是‘副統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7頁。從被毛澤東看作自己的副帥，到被當作“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副帥，這是鄧小平一生的傳奇經曆“三下三上”中的第二次被打倒，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被打倒。
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進一步被誣為“叛徒、內奸、工賊”而被開除黨籍，以後被迫害致死。對待鄧小平，比較起來留有餘地。他在報紙上受到“不指名”(用“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來代稱)的批判，他在總書記任上的工作，從《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到《工業七十條》，到甄別平反，到支持包產到戶、主張“白貓黑貓”，到反對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都遭到批判，被指責為“翻案風”、“單幹風”、“修正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他被剝奪了一切領導職務，一九六九年召開黨的九大，他已不可能參加並被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後來被下放到江西，在一個工廠裏參加勞動。
後來在回答外賓問他“最高興的是什麼，最痛苦的是什麼”時，鄧小平說：“在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的三年。那時我們的裝備很差，卻都在打勝仗，這些勝利是在以弱對強、以少對多的情況下取得的。建國以後，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有些失誤，我也有責任，因為我不是下級幹部，而是領導幹部，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當總書記。那時候我們中國掛七個人的像，我算是一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對的有我的份，搞錯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時候的失誤都歸於毛主席。至於‘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54~55頁。
使鄧小平感到最痛苦的，當然不僅是他個人的遭遇。也不僅是當時大多數幹部被打倒所遭到的不幸。顯然，使他深感痛苦的是中國人民的災難，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損失。痛苦使人思索。鄧小平這時不能不痛苦地思考這一切錯在哪裏，錯誤從何而來，錯誤怎樣才能得到糾正。對“文化大革命”他不能分擔責任，因為他已經不在負責的領導崗位上。但是，他也不能不痛苦地思考“文化大革命”前他應該分擔責任的黨的工作，哪些是搞得好的，哪些是搞得不對的，那時候的哪些錯誤成為導致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因。“總相信問題能夠解決”，當然不僅是相信他個人會重新工作，更重要的是相信這一切會得到改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會重新走上正確的軌道。
鄧小平後來多次同人談過，“文化大革命”那件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裏”。“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係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2頁。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為什麼大家意見比較一致?“這一點要歸‘功’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製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了這樣的一係列方針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5~266頁。這些雖然是說的七十年代末的情況，但是可以想見，“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江西勞動的鄧小平，不能不開始了這方麵的深刻思考。
三 複出和全麵整頓
一九七一年，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失敗，自我爆炸。這件事情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但是批林仍然是在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口號下進行的。周恩來在批林中對糾正“左”的錯誤的後果做了不少工作，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深入進行下去。一九七三年，在“文化大革命”積累的許多問題亟待調理的情況下，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鄧小平被召回北京，恢複了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毛澤東批示：鄧小平“沒有曆史問題”，“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也沒有做”。
在這一年召開的黨的十大上，鄧小平被選為中央委員(旋即被決定為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病重住院以後，盡管“四人幫”多方阻撓，毛澤東還是支持鄧小平，批評了“四人幫”。毛澤東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認為鄧小平應當擔任第一副總理、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九七五年初，黨的十屆二中全會追認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選舉他為中央副主席。這樣，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擔負起主持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的重任。毛澤東希望鄧小平能在總體上堅持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糾正毛澤東所認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錯誤，使形勢好轉起來。
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毅然提出且大力推行全麵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