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共產黨人為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集體奮鬥了七十多個春秋。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的過程，又是一個艱辛的探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張聞天同誌付出了自己畢生的心血，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張聞天社會主義論稿》(簡稱《論稿》)一書，集中反映了他在科學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方麵，所取得的主要理論成果。這些成果，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許多論斷至今仍有現實意義，很值得我們紀念和學習。
作為一本專題文集，《論稿》一書中的文稿，可以劃分為三組：第一組是建國以前探討新民主主義及其社會主義前途的著作；第二組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屬於“‘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的著作；第三組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屬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著作。後麵這兩組，是從剛剛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簡稱《文集》)第四卷中選出來的，都是針對當時的“左”傾錯誤，認真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探討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理論問題，可以說是《論稿》乃至全部《文集》中最有現實意義、最有光彩的篇章。
二
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稱之為“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的十年，並根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決議》)作了這樣一個概括：在這十年探索中，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這就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和積累的一些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和實踐經驗。這主要是指一九五六年八大一次會議前後一年多的探索、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以前八九個月的探索和一九六〇年冬天以後五年調整的探索中的積極成果。另一個是錯誤的趨向，這就是黨在這十年探索中形成的一些錯誤的理論觀點、政策思想和實踐。這主要是指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大躍進”和從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到廬山會議“反右傾”再到八屆十中全會以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的錯誤。
這是一個總的曆史背景。放到這樣一個總背景中來考察張聞天同誌在那十年中的著作，那就很清楚：
第一，張聞天同誌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理應屬於“廬山會議以前八九個月的探索”中，我們黨為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所作的集體努力的一個部分，一個發展。它同一九五八年底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以來全黨進行的逐步深入的糾“左”進程，同廬山會議前期總結“左”的教訓的整個氣氛，密切相關。但是，由於彭德懷、張聞天等同誌對錯誤揭露和分析的深入程度，越過了當時允許的限度，從而被認為是實際上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以至於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反右傾”運動一起，八九個月糾“左”的積極進程給打斷了，黨的事業遭到極大損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決議》對此作出了結論，曆史恢複了它的本來麵目。張聞天同誌這篇發言，被公認為是有相當深度的分析“大躍進”失誤的理論著作，是這段時間中我們黨積累起來的集體智慧的重要成果，至今讀起來仍令人折服。
第二，《論稿》中六十年代前期的文稿，則屬於“五年調整的探索”中，我們黨的集體所取得的理論成果的一個部分，一個發展。在這段時間中，張聞天同誌作為經濟研究所的“特約研究員”，寫了數十萬字的讀書筆記(《論稿》從中摘錄出二十一篇文稿)，還寫出了《關於生產關係的兩重性問題》等論文和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意見書。《張聞天傳》對這些筆記的總體麵貌，有很詳細、全麵的敘述。寫這些筆記和建議的曆史背景是很特殊的。一方麵，從一九六〇年冬天開始，全黨接續被“反右傾”中斷的糾“左”進程，提出和相當有效地執行了調整國民經濟和各項政策的正確方針。沒有黨的調整方針，這些筆記和建議是很難寫出來的。另一方麵，盡管當時許多被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同誌的問題那時已經甄別平反。但是，彭黃張周一案還沒有被觸動。張聞天同誌是在依然背著很大政治罪名的情況下，不顧引禍上身的風險，以一名領導幹部和理論工作者對黨的高度責任心，來寫這些筆記和建議的。他試圖用向中央送交成文的讀書報告、特別是送交進一步開放市場的意見書的方式，來參與全黨總結經驗、調整政策的工作。應該說，張聞天同誌這些努力，同當時中央調整政策的總的思路是吻合的。他的獨到之處，一是把問題提到曆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理論(政治與經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關係等等)的高度來總結這些年的經驗教訓；二是對《資本論》作了深入的學習，在運用《資本論》研究社會化生產一般的理論、範疇和方法來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方麵，提出了許多創造性的見解，為我們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提供了理論根據。